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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的精神脉象及艺术拓展
崔国发
新时期以来，散文诗的求新图变取得了众目所瞩的突破，求索意识已深浸散文诗的腠理，艺术的多维与观念的再造出现了全方位的拓展与嬗变。越来越多的诗人，以大无畏的艺术气概，在内在深度与外在形态上，有意打破传统散文诗文体的规范与律约的边界，倾向于在体裁上不断的扩张和自我解放，于繁复与驳杂中推磨挤压出灵魂的碎片，在深远阔大的精神领地上独辟蹊径，在对群芳竞妍的姊妹艺术进行鲜活异彩的挪借与诗性内核的认领中，寻觅散文诗的多种可能。这种移动的边界与散文诗的开放性，在文学与美学的各个扇面上充分展开，实现了资源的共享与通识的广延，在新的审美价值坐标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其所昭示的精神脉象与艺术拓展，或许正是中国散文诗走向希望与辉煌的一种新的“乌托邦期盼”。 一、新时期散文诗的几个亮点 当我们对近三十年散文诗脉象作全息式的观照与透视时，便不难发现她的繁盛之貌与引人注目的几个亮点： 一是诗坛老将的引领与带动。 作为艺术探索的当代镜像，在新时期散文诗坛，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老一辈作家对散文诗出新的开拓、勇敢的尝试和创造活力的竞相迸发，不仅引领着当代散文诗的健康走向与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时尚，而且在思想的表达、题材的拓展、文体的探索、技艺的多样，以及他们那种执著追求的高标独树与奋力超越的不同凡响上，都为新一代散文诗人树立了榜样的力量。作为散文诗界老前辈和骁勇的健将，郭风、柯蓝、耿林莽、李耕、许淇、王尔碑、邹岳汉、谢冕、刘虔、刘再复、王宗仁、王光明、昌耀、彭燕郊、刘湛秋、敏歧、唐大同、孔林、徐成淼、海梦、夏马、陈志泽、王幅明等，对新时期以降散文诗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耿林莽、李耕、许淇等对散文诗的深度书写与艺术探索尤为突出，耿林莽《醒来的鱼》《五月丁香》《草鞋抒情》《飞鸟的高度》《三个穿黑大衣的人》《散文诗六重奏》《鼓声遥远》等所展示的内心的辽阔与精神的陶炼，李耕《不眠的雨》《梦的旅行》《没有帆的船》《粗弦上的颤音》《爝火之音》《暮雨之泅》《疲倦的风》等所氤氲的忧愤的底色与悲怆的苦歌、许淇《呵，大地》《北方森林曲》《词牌散文诗百阕》《城市意识流》《城市交响》等所创变的新的体式、新的题材、新的手法及“无形式的形式”，都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建构出一代大师的情感系统、创造出一个文体的进化“奇观”。他们的探索与独特的新变，贯穿新时期散文诗发展的全过程，对散文诗创作的导向、带动与革新，与时俱进，引领风骚，发挥着重要的创新力和影响力，也开启了散文诗关注现实、关注理想、关注人生价值、关注艺术生态的新路径。 二是“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横空出世。 2009年3月，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散文诗群体“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闪亮登场。这个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散文诗群体的诞生，标志着新时期以来的散文诗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呼唤“他者”的时代。开宗明义，“我们”散文诗群的态度鲜明，掷地有声：“我们”不仅是一个群体概念，不仅是一种流派追求，“我们”更是一种态度、一种觉醒，一种呼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脚印，我们可以保持着自己的行走姿态。我们用一只手握紧历史，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我们让责任的双肩扛起思考的头颅，实现生命的站立。我们坚守写作的尊严。我们之所以写作，因为我们有些话想说。我们选择散文诗，因为我们的形式服从于生命的律动。那是灵感触须的现实化延伸，是思想在文字中最准确的抵达”、“我们在净化自己中提升自己；我们在完成自己中瓦解自己。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历史的个体、现实的个体、未来的个体。我们的意义在于尊重个体的生命意义，进而选择作为群体的存在意义。”“我们”的出场与在场，提倡“大诗歌”理念，提倡“意义化写作”，相信胸怀决定语言的力量，人格产生作品的高度。我们认同作为平民生存的人格理想、价值理想、审美理想。以周庆荣、灵焚、黄恩鹏、亚楠、爱斐儿为代表的“我们”散文诗群，与一大批散文诗的中坚力量，如冯明德、谢明洲、李松璋、韩嘉川、唐朝晖、林登豪、喻子涵、崔国发、方文竹、沉沙、栾承舟、陈计会、陈劲松 、赵宏兴、莫独、宓月、北塔、曹英人、大卫、丹菲、方舟、海叶、空间、李明月、李见心、李仕淦、曼畅、庞白、宋晓杰、王志清、文榕、鲜圣、徐俊国、语伞、雪漪、姚园、堆雪、潇琴、原晓菲、云珍、郑小琼等一起，携手推动中国散文诗更大的发展。因为“我们”散文诗群掌门人周庆荣、灵焚的无私的奉献与坚卓的努力，使得《诗刊》《青年文学》《诗潮》《新世纪文学选刊》《诗林》《散文诗作家》《现代青年》《十月》《上海诗人》等知名期刊纷纷推出散文诗栏目和散文诗专号，极大地繁荣了散文诗创作，使得散文诗这个寂寞的文体在当下诗坛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波，从而给散文诗坛带来新的震撼。中国青年出版社适时推出了耿林莽的《鼓声遥远》、周庆荣的《有理想的人》、灵焚的《女神》、黄恩鹏的《过故人庄》、亚楠的《落花无眠》、李松璋的《尘埃或水晶》、爱斐儿的《非处方用药》、语伞的《假如庄子重返人间》等精品散文诗集，大大激发了散文诗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赋予此前一度较为沉闷的散文诗坛以兴奋的骚动，这种震天撼地的维新运动与艺术实践，对散文诗新的发展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驱动力。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巨大的勇气和魄力，而造成散文诗凤凰涅槃般再生之创举，发出了新的散文诗艺术变革的最强音。 三是散文诗与新诗的历史关联日益紧密。 散文诗作为新诗的一翼，与中国新诗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以后的中国，既是中国散文诗应运而生的发轫时期，也是中国新诗蓬勃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著名诗人在写新诗的同时也写出了许多载入文学史册的脍炙人口的散文诗。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小品六章》、《寄生树与细草》、《丁东草》，徐志摩的《婴儿》、《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冰心的《梦》、《笑》，朱自清的《匆匆》，戴望舒的《山风》、《雨》，何其芳的《雨前》、《梦后》、《黄昏》、《独语》，艾青的《海员烟斗》、《灰色鹅绒裤子》，昌耀的《告喻》、《俯首苍茫》、《悲怆》、《钟声呵，前进》、《划过欲海的夜鸟》、《一种嗥叫》，牛汉的《戈壁草》，彭燕郊的《漂瓶》、《高原行脚》，纪弦的《鸟之变奏》、《画室》、《面具》、《吠月的犬》，舒婷的《无题》、《回答》、杨炼的《赞美》和长篇散文诗《礼魂》、《自在者说》等等，都是以写分行新诗为主的诗人所写的精品散文诗。由此可见散文诗与新诗的渊源之深与关联之紧。在当代散文诗坛，许多写分行新诗的诗人，继承了“五四”以降诗人写散文诗的优良传统，他们笔下的散文诗质量也非常高，如宋晓杰、阳飏、大卫、阿信、扎西才让、胡弦、离离等。因为“我们”散文诗群的倡导与凝聚，近几年一些以写新诗为主的诗人，如章闻哲、王西平、爱斐儿、语伞、郑小琼、弥唱、金铃子、子衣、枕秋、夜鱼、王妃、染香、清荷铃子、青蓝格格、冷雪等均出手不凡，他们具有文化自觉，在秩序的反叛与新质的融合中播扬艺术的种子，在乱花迷眼中袪杂提纯出艺术的“精油”，在分行与不分行写作的相互补益中，寻求创新与价值的位移，即如方文竹先生所论的“自律”与“他律”的散文诗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奇效。 四是散文诗载体建设的加强与散文诗批评的“在场”。 新时期以来，出现了由邹岳汉、冯明德主持的《散文诗》刊、由海梦总编、宓月主编的《散文诗世界》、由夏马主编的《香港散文诗》、由亚楠主编的《散文诗作家》、由范如虹主编的《索桥散文诗》等期刊；出现了由邹岳汉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度散文诗》、由王剑冰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年度中国散文诗精选》、由王幅明、陈惠琼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诗年选》、由赵宏兴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诗》；出现了由王宗仁、邹岳汉主编的《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散文诗精选》、由王幅明主编的《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上下卷、由王光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由耿林莽主编的《散文诗人20家》、由海梦、耿林莽编选的《冰凉的花瓣》、由灵焚、周庆荣等主编的《大诗歌2010、2011》、由夏马主编的《中外华文散文诗作家大辞典》、由王兆胜主编的《21世纪散文诗排行榜》等选本；出现了《诗刊》《星星》《绿风》《诗潮》《诗林》《青年文学》《扬子江》《新世纪文学选刊》《诗选刊》《中国诗人》《伊犁晚报•天马散文诗专页》《青岛文学》《泉州文学》《黄河诗报》《上海诗人》《梧州学院学报》等散文诗专栏；出现了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中外散文诗学会、“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等散文诗群体；出现了散文诗年会、中国•散文诗大奖、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各类大奖；出现了“曙前散文诗丛”、“黎明散文诗丛”、“中国99散文诗丛”、“中国皇冠诗丛”、“散文诗的星空丛书”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我们文库”；出现了王光明的《散文诗的世界》、王幅明的《美丽的混血儿》、孙玉石的《〈野草〉研究》、谢冕的《北京书简》、耿林莽的《散文诗品评录》、徐成淼的《散文诗的精灵》、邹岳汉的《中国大陆近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徐治平的《散文诗美学论》、李标晶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论》、黄永健的《中国散文诗研究》、蒋登科的《散文诗文体论》、张彦加的《美的文体》《散文诗探艺》《散文诗新论》、柯蓝的《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王志清的《心智场景》、石尚文、邓忠强的《〈野草〉浅析》、陈少松、纯人选编的《当代散文诗创作论》、文立祥、于耀生的《散文诗论稿》、《香港散文诗研讨会论文集》等理论著作和叶维廉、莫渝、灵焚、楼肇明、秦兆基、李仕淦、章闻哲、方文竹、崔国发、罗小凤、庄伟杰、赵俊涛、喻子涵、周根红等散文诗批评家和研究者。随着各类载体和平台建设的加强与批评的“在场”，使散文诗在更大的发展上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二、精神脉象的多维呈现 近三十年来，散文诗作家试图寻求突破性的路径，在多元美学相生共融的背景下，找到了彰显其创作潜力的各种可能，对这种能够承载思想、表达情感、顿悟人生、揭示心灵深层体验的散文诗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人文根柢与审美定性上，多维呈现出七大“精神脉象”： 一是超越时空的宇宙交响。 也许是中国文化中参天地、赞化育的的观念使然，在散文诗的艺术境界中，“超越时空”与“惟道集虚”的宇宙意识，被诗人广摄博取而焕发出生命情调的幽眇壮采，诗的运动即是“对人类情感与经验富于生命力的敏感观照”、“或涵盖乾坤，或静远空灵，都一如悦怿风神，雪涤凡响，棣通太音，独标孤愫，达到与‘天人合一’相对应的悠然自得。”（杨匡汉：《中国新诗学》第410、416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邹岳汉的《启明星》、《太阳颂》、《月光恋》等即是把主体投入宇宙，以心灵感应万象，在超越时空中表达诗人的宇宙观、生命观、爱情观，既有深邃的哲理又有璀璨的华彩。诗人在对星辰、太阳、月光的描绘中寄予对于光明的憧憬，对于梦想的超越，对于爱情的感悟。诗人的宇宙意识始终回荡着天人合一、礼求秩序、乐求和谐的旋律和超越时空的生命情调。彭燕郊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精鹜八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于一种灵视与沉迷中朝向开放的宇宙，在无穷无尽的浮游里感知宇宙的茫然，在永久与无限中培育永远和无限的淡泊，在翻腾旋转中达到思维的茂盛，在混沌中回归本真，完成圣歌的谱写。诗人在宇宙的全光里启谕灵魂的绚丽，正是这意味深长的暗示，才使“我”与“非我”、“第二我”、“新的我”之间，在天－地－人的原始系统中，演绎着那富于活力的复杂的生命过程。诗评家叶橹在评价这章散文诗时说：“彭燕郊笔下的‘混沌’，则是一种‘主宰一切’的空旷与茫然。如果把这种空旷与茫然视为宇宙的原始存在，那么，所谓的‘混沌初开’，是不是意味着‘人’的参与而带来了某种‘可变性’的因素呢？”、“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曾经蒙昧，曾经觉醒，曾经自信，又曾经迷惘。所有的追求，搏击，奋斗，乃至完善自我，克服异化，终究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地？这一切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追问。然而个体生命无法企及的目标，在诗人的终极追问中却是一种超时空的存在。”（叶橹：《呼唤长诗杰作》，《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序，洛夫主编，台海出版社2003年2月版）。彭燕郊在如此驳杂、如此斑斓、如此意织的多向和瞬息变幻中，彻悟禅思的通达隽永与佛心的自然洒脱，于震魂荡魄的宇宙造化与人格本体的高远寄托中，让混沌宇宙进入焦灼的心灵，进入心灵和宇宙同时净化的华严境界。唐朝晖的《天无境，地无界》（之二）中所蕴含的宇宙意识，辐射出震荡乾坤的浩然之气，乃是诗人在经历了向遥远的天地扫描之后艺术思维上的一个飞跃，从浩叹空间之长存、时间之普在，从宇宙的永恒和无限，到人心的空落与寂寥，诗人将心灵的活跃与宇宙的创化融在一起。“千万个太阳系，更多个行星，落在我们的身体里，渺渺的宇宙之空，空至人心。”、“始终相信：无论人与事——境界决定一切。/让概念走开，真性显现。”诗人从天地人相通而且感应的宇宙图式中，寻求整个心灵肉体与浑沌宇宙空间的同化同在，触及到人与事，以及人的行为世界与心灵的道德境界，而“境界决定一切”，则寄托了诗人对人的精神人格建设的一种形而上的崇高理想。 二是追本溯源的生命寻根。 寻找生命之“根”与追求精神的皈依，必然要涉及到诗人灵魂话语的建构，必然要自觉深入地推究我们所在的生命本原，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这种对“根”或本原的寻找，能使自己的生命在一个精神价值系统上获得灵魂的安妥与思想的力量，诚如文化学者于丹所曾希望的那样，在我们的内心，可以有一个生命支撑系统氲氲化生，给我们面向未来的内心依据。其实，一切都在于我们内心的支撑，就是你可以在追溯本原的生命寻根中，找到一种永恒的力量。从“情人”到“女神”，从灵魂的漂泊到生命的寻根，从生活的本真到内心的皈依与安宁，灵焚的散文诗为我们找到了更深层意义的主体意象“女神”，乃是“属于生命本身的那种既鲜活可感又具有超越性的神圣存在”，诗人所面对的“女神”，是生命之神，是一切存在的起源与归宿，“她既是崇高理想的存在，又应该具体到当下生存中无所不在的每一个个体生命本身，她存在于我们生命的一切现场之中。”（灵焚：《女神》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9月版），对此，诗学学者章闻哲指出，在灵焚的现代语境中，“女神”乃是一种生命本原的回归与召唤，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地理的一种实证。女神是对物质（躯体）和精神最后皈依之所的一种追寻过程，是一种理想国的境界，是灵焚重建的生命本身的宫殿，一种灵与肉从自然到伦理的有机融合，是人类之源，也即根本的回归。章闻哲在研究灵焚的散文诗时进一步叩问：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根文化中的这一“女神”属性，是一切迁徙、叶落归根、漂泊等生存状态和游子与故乡这一相对性话语在艺术构建和文化构建上的终极意义？在我看来，这是真正读懂了灵焚的“女神”而有真知灼见的“知音”之论。无论是在生命现场的翔舞，还是在审美语境里对“女神”的朝圣与祈祷，抑或是诗人生命行走中的灵魂叙事，还是回到生命原初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切的乡愁的深触与对家园的寻找，包括诗人在寻找“情人”过程中对人的一切精神性的追问，都在不断地逼近生命的本真与灵魂的声音，生命的寻根唯有在对本原的旨归与崇高的审美里才有可能获得。他的《回家》所表现的生命寻根直锲入到我的内心。是的，回家——在通往信仰的永恒走向上，迎接生命意义的“出场”，无论是对人生理想的拷问，还是对精神家址的寻求，都在艺术的价值标度上，赋予散文诗以哲学和思想的深度，甚至深入到人的深层领域——心灵世界，去探索情感与理智、原欲与道德、命运与归宿的终极问题。自屈子九歌以降，即如灵焚所期许的那样，揣着满腔的洁白，展示一种在灵魂的反省、善恶的撕扯、命运的抗争中无可逃脱的一种状态，一种不吐不快、无法独自站立而令人销魂蚀骨的一种状态，一种在“潮水的裂纹”中绽开人的精神的一种状态。也许散文诗就是给灵魂的一种方式，在另辟蹊径的艺术凯旋中，作形而上的驰骋，在提升诗品的语码运作中，在回归智慧的精神道路上，去赴一次次真理之旅。同样的感受在周庆荣的散文诗“与家园有关”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在“夜深时望望故乡”，望向远方，怀念起爷爷，怀念那乡村铁匠，那荷花、芦苇和古石榴，这些寄托着诗人乡愁的文化符码与心灵意象，这些在他的散文诗中不出声的灵魂，使诗人在“怀念与寻找”中抵达生命的根柢与精神的家园，“只记得都市的喧嚣？你看到那杆路灯，伫立在街道尽头，它会告诉你它心中的那份百年孤独！选择走远？你能走到哪里？重新回到母亲的腹中？/我的朋友，有一种热闹，让我们完成生命的漂泊……”这是一位“有理想的人”在生命的漂泊过程中对他所唇齿相依的精神家园的坚韧的守望。面对工业化、商业化日益喧嚣的都市，体悟着心中那份难以忍受的“百年孤独”，精神如何对现实发言，一个强有力的动因在召唤着诗人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尽管我们守望乡土或离开乡土进入城市漂泊是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但在城市化、商业化进程中，人的本真愈益缺失，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都沦为商品，这不能不给人们带来“影响的焦虑”：谁在坚守着给予我们物质与精神的神圣家园呢？周庆荣的散文诗，让我们的精神靠近我们所能感受的生命真实和心灵真实，诗人喜欢“让一切朴素下来，它更接近自由的精神”，因为热爱、珍惜和怀想，周庆荣比许多人更能增强生活的信心，更加自由地与本真生命相遇相知，通过生命的寻根以获得灵魂的审美律动，成了他表达心境与人生意义的思想海拔。皇泯的长篇散文诗《七只笛孔洞穿的一支歌》也是这样一阕追本溯源的灵魂绝唱，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在评述这本书时指出：它“以抒情的笔调进行诗化的叙事，贯穿着一种悲壮美的高贵情操，完全超越了个人感情悲戚的局限，提升了人类追溯生命本源、文化和历史根脉的那种坚忍、昂奋、且不无神秘感的圣洁情怀，此乃我称之为史诗性厚重宏阔境界的一个根据。”（耿林莽：《笛孔吹出了最强音》，《七只笛孔洞穿的一支歌》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7月版），著名作家叶梦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放纵欲望的年代，还有几个人关心着灵魂的质量？《七只笛孔洞穿的一支歌》，给我们放映了一个以灵魂为背景的散文诗长剧，为我们带来文字的奢侈享受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叶梦：《灵魂在绝途行走》，同上），在皇泯的寻根探源的字里行间，透出了诗人对于生命的执著和灵魂的强健，他用真实的感觉和情愫，为我们留下了精神探索与理想升华的心史。 三是钩深致远的文化通诠。 散文诗的一个重要的标杆就是历史的、美学的和文化的坐标。审美效应与价值观念上的文化相互砥砺、相互缠绕、相互交融、相互浸润，在历史的深厚积淀里给散文诗的发展带来了人文含量和新的契机。真正的散文诗人永远是一名文化守望者，更深层次的文化植入，一旦与当下现实生活相绾结，或许就能引起现代性的思想波澜，就能把散文诗放在大的文化思想背景之下，从而让人深入开采出甚至是“活化石”般的文学富矿，就能用智慧与美的力量为散文诗创作举起人性的火把，与心灵达成和谐的契约，就能钩深致远，在文化的烛照下走向思想和艺术的辉煌。周庆荣的散文诗，充分彰显出文化致用的精神内核，深入发掘文化的诗性品格与艺术潜质，开辟了一条“意义化写作”的康庄大道，在“大诗歌”的背景下拓展与铺设了文化与艺术整合的新路，使散文诗在自身的赓续与扬弃中获得了新的生机。他对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英雄、尧、仁、义天、孝地、兵马俑和《三人剧》中的伍子胥、岳飞、袁崇焕等的摄取，寻找到了精神坐标上历史、文化与现实的焊接点，寻找到了历史文化的暗陬与当下精神文化相通的血缘关系，较为生动地反映了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丰富而繁复的心路历程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周庆荣具有深厚的外国文学学养和文化积淀，他的散文诗《波特莱尔的理想》《我是普拉斯》《想起堂•吉诃德》《黑暗中的问题：给荷尔德林》等诸篇，把外国文学作家和文学典型纳入自己散文诗视野，这些文化因素作为叙述主体价值立场渗透的产物，使散文诗在多个文化向度上打开思路，从文化结构本身找到切口，另辟蹊径，大大提升了散文诗的人文精神。灵焚的散文诗《第一个女人》是一篇流贯着一位形而上学者和情感特别丰富的诗家滚烫的血脉、对于“母亲”的深情、深邃、深湛之作，是一篇献给天下所有母亲动人心弦、撼人心魄、发人深思之作，是一篇向孕育我们、诞生我们、用丰满的乳汁慈祥的眼神无穷的爱与智慧和力量滋养我们的母亲的顶礼膜拜之作！天下写“母亲”之作数以万计，面对写作的难题，灵焚创作的“这一篇”，可能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表达，在形象衍生、诗意间性、文化寻根、语境营造、情感含量上，为我们建构出一阕当代最令人感动的母亲颂歌，一篇新的呈献出赤子丹心的美学典律与艺术宏文。黄恩鹏的散文诗集《过故人庄》，借唐代诗人孟浩然诗题为书名，“过故人庄”，恩鹏别解其意义为“老友的村庄”。他的散文诗，每每于峥嵘阔大、淡远自然、清新明快中尽显其文化内蕴的深厚情味，无论是漂泊的盘古、大草中的鼎（屈原）、种菊南山的陶渊明、竹林七贤、魏晋名士，还是居住在瓦尔登湖畔孤独的梭罗，这些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都被黄恩鹏纳入诗性的、精神性的审美视域，融入“亲在”的文化体验与生命价值的形上抒写，从而实现对人本含量的开掘，让思想闪映出一种唯美的、有历史感的、有文化品格的诗性意义。尤其是魏晋名士，抓住他们一生中最典型的、最动人心魄的那个细节，展现名士的人格魅力和人文情怀，提纯文化原质的精神喻义。爱斐儿的长篇散文诗《非处方用药》，在本草心脉中潜行一种人文品质与理性的光芒，诗人在承接了李时珍医学盛典《本草纲目》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艺术的形式尽写草药的奇效与神髓。这些一剂剂具有温和疗效的药方，经过了诗人灵魂的炮制，以生命为“君”，以灵魂为“臣”，以思考为“佐”，以热爱为“使”，它的药效以温暖抚慰为主，以寒凉提醒为辅。诗人携带本草的辛香，历遍本草的滋味，谙熟本草的习性，溯原求本，精心研磨，既写枝叶花果的形，更品阴阳暖寒的质，心魂渗透，生命交融，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对本草之学进行了至为深契的解读，弥漫着浓郁药息与文化奇香的《非处方用药》，成为爱斐儿用心血浇灌的一片新鲜而形神兼备的花朵。陈计会的《岩层灯盏》聚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以刚劲简约的笔触表现这些脊梁式人物的精神品格，以他心中的灯盏烛照几千年封建文化浸润已久的“潮湿、阴冷的”历史岩层的纹理。语伞的散文诗《假如庄子重返人间》也是一部有着深邃文化背景的“沉思录”。庄周梦蝶，醒与梦、人与蝶之间，不过是道运动中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而已。诗人大胆地设问，假如庄子重返人间，眼前的世界是否真实，真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人如何认识真实等等。语伞把《庄子》视作她的精神仙丹，在庄周的蝶翼上舞蹈、漫步、坐忘，像庄子那样“乘物以游心”、“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洁白的美德与逍遥的人生之间自由自在地优游。踏上精神的智慧之旅，语伞在散文诗中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思辨之门，没有庄子的修为，世人便难以像他那样笑谈生死，也不会视名利为腐鼠，更不可能独得天人合一的精神自由，因此，人间只有一个庄子，只有一个“至人”、“神人”、“圣人”。诗人“思想的笔锋，在血液中写下谜面，并且以无形的身躯穿行于喧嚣与宁静之中”，穿越时光的樊篱，语伞与庄子对话，为困于名缰利锁的芸芸众生悬一面心灵的镜子，让越来越多的现代人，于灵魂的逍遥遨游与精神的自在洒脱中，静心体悟庄子这位思想的巨人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启示。 四是取精用宏的哲学旨圭。 诗人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者”。而思想者与哲学的相似之处便是都要保持心灵的开放，探寻人生本相。因此，散文诗虽非哲学，却需要诗人作形而上的思考，散文诗作家需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本挖掘，力求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西班牙作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在《智慧书》中写道：“一个人的内涵比外表重要得多，这就好比钻石总是埋藏在岩石的深处一样。有些人华而不实，就像那些因为缺少资金只装饰了表面的房子，入口处像宫殿，里面却像草棚。”（《沉思录大全集》第240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8月版），散文诗不能只追求外表的“华而不实”，不能只靠华丽的词藻装点而掩饰思想的苍白与内涵的空洞。要想使自己的作品“有深度”，使自己成为“有深度的人”，就必须取精用宏，心中充塞着一股浩然之气，沉思人生大义，领悟生命谜题，升华自己的心灵与智慧，淬炼一种深沉的崇高之美。著名诗哲维特根斯坦有言：“一部严肃伟大的哲学著作，完全可以用笑话写成”，更何况用散文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既是一部散文诗巨著又是一部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思想深湛的最重要的有四点，即天道生生、天人合一、人格价值、以和为贵等，它们在很多散文诗中都有透彻的表现。在现当代散文诗坛，有许多具有哲学背景的学者写起散文诗来确实“有深度”，如方文竹、灵焚等人。在我看来，灵焚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天才，一个有深度的诗哲，他总是在艺术的天空中给我们彰显人生哲学的魅力，并且保持灵魂的良好状态，做着一些我们想竭力达到却力所不及的事情。智者自足，诗者自为，在深刻的内涵里回应心灵的呼声，在永恒的极致中吐露全部真情，无论是一种归宿性的精神指向的“情人”，还是诗人所寻找的那具有“形上”气质的“女神”，都让我们心仪久仰。窥察其内心，想见其为人，他总是深谋远虑，骨力遒劲，在缪斯女神面前展示一幅幅悖谬却能体现其审美傲慢的图景，写得透，博得新，标新立异，几乎无所不能，在散文诗的领地里，成为一个怪人。他的颖悟，他的超凡，他的迷人的艺术风度，他的自由的内心，他的德行高洁与纯粹，为我们所珍视。如果你想倾心享受美的经典，不妨读一读灵焚的散文诗，至少他能培养你高雅的品位，提振你清洁的精神，带给你灵性的内蕴。在《此时，月色流淌》中，月光成为一种流，向着生命情感的深度，梦幻式地推演出“色彩、芳香、灵魂与肉体”，从而在两个人的内心世界里，经由一种柔软的事物，在血脉里流淌出温润而丰满的语像、永恒的爱的价值和心灵默契与内在和谐。月光的传递已然得到星辰、树影或花瓣的领悟与参与，阴阳的开阖、五行的敞开、天地的遇合，激荡出人之心灵隐秘的情感波纹，于时空的变幻中依稀扩散出一种沧桑感和许许多多并不圆满的一声长叹。在人生的经验中，诗人使月光的意象有着更圆融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而在精神与文化的归依、情感与理智的渗透上打动人心。刘再复的《深海的追寻》《寻找的悲歌》《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等散文诗既诗化又抽象，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从日常生活所体验到的生命本原出发，寻找着属于自己灵魂的家园；他面对大自然作着深刻的思想性的解读，实现了内外双元宇宙的对立统一，气势磅礡，腾娜多姿，汪洋恣肆，因为“爱的智慧”的介入而使他的散文诗显得格外绚烂而深沉。唐朝晖的散文诗《心灵物语》《勾引与抗拒》《中国瓷》《通灵者》《镜中的眼神，和衍生》等，可能深受法国散文诗作家阿尔图尔•兰波的影响，他的很多散文诗似乎是受到“灵启”而写成的，有的散文诗颇具“通灵诗人”的诗风和哲学的灵光“启迪”之意。“我开始寻找通灵的甬道。/一定是在那房间里，是我自己践踏了这一切。/通灵的时刻是幸福的，空间不再是单一地向一个方向奔跑。过多的理性禁锢着我飘扬的文字，合理合法的思辨。”（《通灵者》），包括他写的心理系列，我们不仅惊叹朝晖的灵气，他所历炼的富足的精神，他所展现的“意义和力量”，其实就是思想的意义和心灵的力量，也许在灵感迸发的同时，更多的是一些哲学的拷问。近年来，一些散文诗作家的哲学旨圭，试图通过艺术符码与象征视域的重建来褥取“思想的深度”。灵焚的“情人”与“女神”、周庆荣的“山谷”、赵宏兴的“守夜人”、方文竹的“隐身人”、黄神彪的“桑妮”、天涯的“蓝的情人”、沉沙的“鸟”等，都是藉象征符号来实现“思想的诗化”，在东方哲学智慧中提升理想完美的人格境界，立志做一个有灵魂、有理想、有深度、有终极关怀的散文诗人。 五是城市转型的现实忧郁。 新时期以来，散文诗的纪实性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就在于诗人不能沉湎于象牙之塔中闭门造车，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为了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趋势，散文诗的转型发展、对现实人生与生存本相的勘探与失落，尤其需要诗人加以审视。特别是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事物，我们不能漠然视之。著名评论家张韧指出：“作为时代的精神风貌的现代意识，包含着社会和文化两个方面的相互渗透的影响。文学的现代意识自然有着社会的现代意识的投影，但文学对现代意识的自身选择，也反作用于社会对现代审美意识的选择。”（张韧：《文学星空的求索》第315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3月版），从这个意义说，散文诗创作中城市纪实体的兴起，正是文学的、社会的选择。许淇是城市题材散文诗的集大成者，他先后出版过散文诗集《城市意识流》和《城市交响》，既写他对中国现代城市的总感觉，包括诗人在城市生活中的欢愉、困惑、痛苦与忧郁，又写现代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阶层人群的生存状态；既写中国的城市，在那些长短句中速写或勾勒出城市的历史、文化、特点，又写欧洲城市的生活气息与文化含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许淇的城市散文诗书写，实现了“文化滞差”下的题材拓展与现代性的生成，突破了长期以来部分诗人陈陈相因的同质化弊端。诗人通过对文明冲突下的城市描写的转型，开创了运用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新纪元。耿林莽的城市题材散文诗多聚焦于“人”，卖冷饮的小姑娘、卖花女、登电梯的人、走过街头的民工、三个穿黑大衣的人、打工的女孩、九月的素女、投宿者、思想者等，组成了城市新的生活中的人物画廊，这些城市边缘人多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生存境遇，他们的梦想与现实，他们的寻找与逃逸，在耿老的散文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再现，有的论者评论耿林莽的城市人系列“为世界喊痛”，即关注现实民生，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疾苦，是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之所系，诗里行间寄托着诗人悲悯的情怀，透露着忧郁的基调。方文竹的“城市纪实体”在他的散文诗集《深夜的耳朵》和《隐身人之歌》中触目可见，近年来在散文诗坛产生了较好的反响，从“东方智慧”到“城市空白”再到“城市纪实体”，诗人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现代城市时尚写作的探索，尤其是书写城市游牧群体从事商业性的“都市放牛”景观亮点纷呈，这些城市里的异乡人总是遭遇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摩荡冲突，总是经历在价值取向上的游移彷徨，总是面临追随与融入城市所要经过的一番思想蜕变。方文竹曾说过：“现代城市是一架巨大无比的音箱”，不知这个音箱里究竟要产生多少高分贝的喧嚣？李松璋的散文诗集《尘埃或水晶》中有一辑“无标题城市”，以至于他不禁感叹“一座城让我忧心如焚”。对他的城市题材散文诗，我在很多年以前，就从他的散文诗集《冷石》里读到，他的城市书写已进入自觉而自在的状态，近年他又尝试写国际新闻与散文诗结合的新系列，意欲写出“有意味的历史”，令人耳目一新。他能敏感地捕捉到现代化给城市带来的新变，对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的精神危机给予了犀利的批判，于宁静中透露着深沉，他的散文诗具有撄动人心、震撼灵魂的思想力与感染力。韩嘉川的《蓝色回响》中的《城市•港湾•人》写玻璃幕墙与广场、城市之门、广告时代、啤酒吧、工厂更衣室、告别棚户、水手酒吧等，直面城市生活现场，运用现代手法绘制出一幅幅都市生活光怪陆离的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众语喧哗的市廛中呈现一种个性化的精神追求。林登豪的都市叠影、蔡旭的熟悉的风景、田景丰的都市的节奏与速度、蒋伟文的散文诗集《寻找爱情遗址》等都在城市题材散文诗上作了坚卓扎实的探索。这些散文诗作家干预生活、忧时伤世，充满了对城市中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和人文关怀，在贴近现实、融入时代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的一次次精神考察与心灵脉动。 六是关注生存的知性反思。 散文诗如何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如何从人的现实存在来思考人生，如何将生存性转化为精神性，一些有良知和社会担当的散文诗人用他们的作品作出了鲜明的回答。周庆荣说，光怪陆离里存在着生命的精彩。他的散文诗注重“关怀与辨认我们的时代”、“这种意义首先是面对时代现实生活的主动性”（王光明语）。他的长篇散文诗《我们》以及短篇力作《有理想的人》、《重提理想》、《英雄》等谱写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存与奋斗的“理想之歌”。灵焚的《飘移》、《房子》、《异乡人》即是用散文诗驾驭着人类命运和生存境遇的大题材。他的《开始，或者一个清晨的思念》即是关注生存关注灵魂的一篇力作。在我看来，灵焚的散文诗存在着某种错综复杂而双重交织的辩证序列：他的“艺术结构序列”总是融合着与有意义的结构相对应的“精神结构序列”，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成艺术生命力的提升。即以此章为例，诗人在开始或一个清晨的思念中，将敞开与封闭、平静与焦虑、精神与肌体、相遇与等待、理性与感性、瞬间与永恒、美与愁、灵与肉强烈对峙，从而形成散文诗的张力与冲突，将外部世界和走进抒情主体心灵版图中的“你”摄入内心，演化为一种“知道自己在思念什么，却不能思念，不应该思念”的情感形态，由此形成统辖意象，在“一种矛盾、一种宿命、一种美丽”（周庆荣语）中达到对美与人生超验的把握与反映。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两个序列相互对立冲突，又相互调和渗透，成为灵焚散文诗创作独特的象征体系。像“被窗口打开的世界，在生命的状态中无法关闭”、“毫无心理准备，我遇上了你，你成为我封闭状态里的一扇窗口”、“ 你，就这样美得让我发愁”、“无可厚非！生命本来就是为了相遇生命而存在的”、“ 美，本来不应该成为苦难的根源。/美，从来都是无辜的”、“ 在清晨，我明白了当一种相遇已经开始，自己的时间自己也不能做主”、“你，能否合拢等待中纤尘不染的花瓣，关闭我必须面对的深渊”等句子，深藏着深奥神秘的意义，依附某种心象在“暗示的魔法”中创造出自足的艺术世界。散文诗不仅仅再现表象的世界，更能去探求“寻根的感动”，或“彼岸的真与美”。为此，灵焚试图表现自己触摸生命的一种灵魂叙事。他在谈到自己创作这章散文诗时说道：“‘清晨’，这是梦醒时刻，是当下世界，被‘昨夜’所象征的过去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到只剩下记忆。灵魂所曾经历过的一切在这里显得模糊，只有记忆中的一些零散的信息残留着曾经的痕迹。然而，人从梦中刚刚醒来，一切肌体的疲惫得到了元气的恢复，这又是与生命靠得最近，人类生命最鲜活的状态，这是生命最饱满的时间，漂泊的灵魂与源初的生命在这时最容易相遇，也只能在这时才能与源初生命相遇。可是，由于苏醒状态与当下性的现实问题相关，这跟灵魂的超越当下性、追求神性的倾向构成不可化解的冲突。那么，灵魂与生命的相遇只能在‘思念’里，特别是在生命经营现场，两性的肌体与精魂交往的记忆里完成。”诗人的解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精神文本的“说明书”，而且是一份让我们抵达其创作原义和深义的说明书，而非一般读者从字面上所浅得和误读的爱情散文诗。她在追求思想、情感、审美的境阈中，让我们高山仰止，真正达到了一种超拔的高度。老一辈散文诗人李耕对于当代散文诗的贡献，是他“表现了一代追求光明的艰难跋涉者对于祖国、土地和人民的感情”、“把一代人的独特命运、希望和信念化进小小的散文诗中，成为‘生命的回音’”。（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第12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版），诗人自身的坎坷命运教会了自己沉思，引发了他对人类生存的高度眷注与知性反思，这种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思考造就了他散文诗思想内容的深刻，他的“苦歌”式的感咏，昭示着诗人坚强的灵魂、高尚的人格和对于光明的执著追求，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与李耕一样，徐成淼也是一位经历过苦难的诗人，1957年他还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因发表散文诗《劝告》而被定为“右派”受到重重磨难。然而他并没有被深重的苦难所压垮，而是顽强的奋斗与追求，他的散文诗集《燃烧的爱梦》、《一代歌王》便是以坚韧与深邃的姿态探询生命意义的精萃之作。在苦难中追寻生命的价值，在生命中叩询存在的意义，表现出诗人强烈的主体精神与自强不息的力量。刘虔的散文诗集《大地与梦想》内涵丰富，感情深沉，对生命意识与生存价值以及心灵的审美空间作了进入的挖掘，他的激情迸发、深情的咏叹与生命力的飞扬，使我们心灵震撼而生发出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对民族历史的知性反思。 七是观照自然的心灵神韵。 一直以来，散文诗人对描绘大自然乐此不疲，甚至一度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写风花雪月会使散文诗易流于小花小草小情调；有的则认为写风花雪月，不应该反对，那是大自然，自然之“大”，显出人的渺小，人的精神和“风花雪月”一致，此之谓“天人合一”。我是赞成后一种看法的。清澈地沐浴在大自然的圣光灵影之下，游曳在鸟语花香之中，我们可以感受那源于生命与灵魂的所在，并且按照心灵的吩咐而诗意地栖居，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普里什文《大自然的日历》、东山魁夷的《和风景的对话》《听泉》、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梭罗的《瓦尔登湖》、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散文诗自然经典。德富芦花在他的书中引用的华滋华斯的“我学会了如何看待自然，不再像没有头脑的青年人一样。我经常听到那平静而悲伤的人生的音乐，它并不激越，也不豪放，但却具有纯化和征服灵魂的浩大的力量”，以及莎士比亚的“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说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在当代散文诗实力派作家中，有许多诗人是观照自然的神韵、抒写大自然的能手。亚楠的散文诗集《落花无眠》就是悠然地展现自然美的华章。诗人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旅游记录，不是照相式的纯客观的摹写，而是注入抒情主体的切身体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草原与雪山之间，流淌着伊犁河般的轻快的节奏，让整个身心与大自然作和谐的对话，让外景与内情真切的交流，在平和安静的状态里与山水达成高度的默契，从而让这位伊犁的歌者对内心诗意的执著坚守。穿越城市的鸟群，无眠的落花，枯枝败叶，正午的四方街，一地红菱，大地以西，鸽子花，海上观音，茅坪的夜晚，可克达拉的早晨……在作者的笔下，在忽然之间变得情意绵绵，焕发出奕奕的神采。诗人在大地上行走，他心中的这片花海，高贵而宁静，她能使自己摆脱过市廛俗事的纠缠，跳动着生命的脉搏，使自己的心域变成一方净界。在精神的意义上，亚楠的散文诗，不仅形成了我们情感的血肉，而且构成了支撑我们一生的骨骼。据我所知，描写大自然出色的前辈作家有：郭风面对晚霞经由感觉产生的美的幻视与想象，王宗仁透视青藏高原的圣洁目光与人性审美，敏歧对于荒原的苦恋与粗犷的生命体验，唐大同的夔门放歌的深沉壮阔与巴山蜀水的雄浑风骨，海梦勾勒的草原、森林与九寨沟的美。在中青年作者中，以写大自然而形成特色的作者，给我印象深的，栾承舟的风景题材写作，在风景中思索与透视人文精神；陈劲松的白纸上的风景、高大陆、逝水、雪与梅的镜像；李智红对于云南高原的生命之诵与灵魂之咏；喻子涵的南长城、中国河山、喀斯特之诗与孤独的太阳；倪俊宇的五指山风、椰岛绿风与黎寨风景等等，因为他们的作品宁静、恬淡、充满智慧；清新、健康、引人向上，曾给我深深陶醉和一杯精神的获救之水。灵焚的《告别伊犁的断章》即是一阕观照自然神韵的精品佳构。诗人静静地告别伊犁河谷，其实就是在一尘不染的记忆中“让美留在美的状态中”。无论是伊犁河和赛里木湖的水，天山的雪，丰饶的那拉提草原，星座点亮的可克达拉和阿力麻里古城，还是静若闺秀、羞如处子的白杨，红柳叶尖的一颗露珠，沙枣树花瓣的一袭清香，天山雪峰的冷艳，都在诗人感情、情绪、思维里找到了美。仰观天山之高与草原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与风物之多，游目骋怀，移情怡性，在风景的空灵与精神的充实等艺术二元上，抬高生命的海拔；在极视听之娱与极仁爱之乐中，探求返本归真的境界。蹊径独辟，游心之所在；灵境再造，神遇而迹化。伊犁是宇宙诗心的影现，诗意是人化的自然，灵焚深谙此道，心匠自得为高：“ 美，是为了爱而存在的”、“伊犁河谷的美让我再一次确认什么是无法充盈的匮乏”！灵焚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沟通自然与心灵、景观与意义之间的桥梁，但他的山水散文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齐物论”式的借物言志，也非不刻意追求“田园诗”式的闲适与陶醉，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对话，在和谐与美的状态中，寻觅到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之为能在的存在方式”，或如林贤治先生所言：“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在的交流状态。在心灵的交流中，给予者同时也是获得者”、“所谓人文精神，它的内核，就是对生命的爱”。 三、艺术拓展的多重面相 诚然，我们在散文诗的垦地上拓荒是艰难的，但正是这种难度的写作，却给诗人提供了一试身手的机会。散文诗的突破和进入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一方面取决于诗人对精神脉象与思想深度的把握与突破，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艺术拓展的广度与力度。纵观新时期散文诗坛的几次大的腾跃，越来越多的诗人，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创新意识和探索意识，他们一直拒绝平庸，张扬个性，孜孜不倦地衍变出艺术理想的多重面相。 一是对诗性的领悟与坚守。 从文体本质特征上而言，散文诗是诗的一翼，它与自由诗、格律诗共同组成诗歌大家庭。滕固说：“散文诗是诗中的一体，有独立艺术的存在，也无可疑。”（滕固：《论散文诗》，《文学周报》1922年2月1日），散文诗在其自国外引进而在国内风行之初，西谛就指出：“散文诗仍然保持有‘诗的精神’”，其“诗的情绪和想象丝毫没有消失掉。”（西谛：《论散文诗》，《文学旬刊》1922年第24期），著名诗评家谢冕则认为：“散文诗与其说是散文的诗化，不如说是诗的变体。”（谢冕：《北京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是因为它散文其外而诗其内，诗与文是貌合而神离的。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在《散文诗：抒情的深化》中说：“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由诗所衍生的一个新的文学品种，或者说，是它的变体，因而，对于诗的若干认识，也适合于散文诗。”邹岳汉在论述散文诗的基本美学特征时指出：“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散文诗，首先要从诗的角度着眼。因为散文诗是散文形式的诗，它的本质是诗，而非别的什么。只有具备诗的根本特质，才可进入诗的行列，才可进入散文诗的行列。”（参见《中国散文诗90年》下卷第1399页），当代著名诗人韩作荣说：散文诗是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窃以为既然落到‘诗’上，散文诗从质上还应是诗。因为诗作为文学中的文学，作为文学的灵魂，在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自然，不是以分行排列的形式，而是以诗的特质和境界存在），散文诗又落在诗上，应当用诗的标准来要求它。”、“与诗相同，散文诗似乎也应注重诗质的内在结构，用想象的黏合剂重新粘连意象，让思想和内涵水乳交融，从丰满的血肉和其整体中，渗透出含意来。”（韩作荣：《在散文和诗之间》，《中国散文诗90年》第1419、1421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从以上所引专家学者之论中，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散文诗的诗性化要求是由其文本属性所规定了的。因此散文诗人必须对诗性领悟与坚守。有鉴于此，“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所提倡的“大诗歌”理念，提出不要过于拘泥于以往所争论的散文诗是不是诗的身份问题，不要在意自己的散文诗是分行的写作还是不分行的写作，自由诗与散文诗都是诗的范畴。只有作品质量高下之分，而不是以分行不分行论英雄，这种包容性与开放性使得散文诗的发展有了温厚的诗性土壤。诗性是散文诗鲜明的标识。 二是对体式的创新与探索。 尽管散文诗要求对其诗性的坚守，但就其艺术体式而言也并非一成不变，更非不可变易。反之，如果我们固守散文诗的既有模式，抱残守缺，定于一尊，将不利于适应对繁复的现代生活的把握与丰富情感的表达，不利于激发作家的创造活力与创新精神，不利于散文诗文体的优化与拓展。对散文诗新体式的探索，其作用也因此显得举足轻重。许淇就是一位执著于体式探索的散文诗大家，他创造的“词牌体散文诗”，在古典词牌中注入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融入诗人的主体体验；他的“城市交响”、“城市意识流”在散文诗题材的探索上具有拓荒的意义，在此之前，即使有一些城市题材也是一鳞半爪的不成气候，许淇的新开拓使它进一步发扬光大，方文竹更是创立了“城市纪实体”。与此同时，许淇着意把世界著名艺术家纳入散文诗题材，《掀开世界画册》在扩大散文诗艺术空间方面，亦有探石问路的作用。耿林莽的杂文反讽式散文诗、西川的随笔式散文诗（诗文录），他的长篇散文诗《致敬》《厄运》《芳名》《镜花水月》《鹰的话语》《近景和远景》《现实感》《南疆笔记》等，在探索散文诗的可能性上可谓异军突起，别具一格，所憾的是他的这些精品力作，却没有引起散文诗研究者的重视。王家新也是一位散文诗体式的创新者，尽管他本人更愿意把他的散文诗叫作“诗片断”，诸如《反向》《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变暗的镜子》，也许他受到法国诗坛“居住在闪电里的诗人”勒内•夏尔的影响很深，夏尔的诗洗炼短促，格言式框架，他的警句尽管表面像格言，其实毫无共同之处：“格言简洁而明确，一针见血触及问题；夏尔的浓缩的诗句则显示了一种基本矛盾的重心，它们达到了一种神秘的状态，但又避免了晦涩”、“最终在迸溅的碎片中窥见一己的真实和透彻。”（树才：《序〈夏尔诗选〉》），我注意到了“迸溅的碎片”，难怪乎王家新把他的散文诗称作“诗片断”。再读读灵焚的《意识流，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晚上》，时间与空间的自如转换，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交渗，生命与存在的神圣临盆，爱情与才情的同一共生，自由与他由的形上消解，现实与梦境的率意走动，让我们在这章力作中充分领悟到思想的承载力、灵魂的感召力与艺术的创造力。灵焚先生不愧为一位散文诗变革者、维新者，从《情人》到《女神》再到这篇“意识流”，“破天荒”的新质，在一种勇敢的“尝试”中揭开了散文诗的新纪元。 三是对异质的涉取与变奏。 散文诗从小说、散文、诗歌、音乐、绘画、戏剧等艺术和现代派表现手法以丰富自己，已成为散文诗作家和评论家的共识。异质的介入不仅不会引起散文诗的排异反应，文体之间有益因素的寄植所带来的创作观念、内容、语言、技巧等方面的革新，有利于营构散文诗与其他艺术门类多元共生的新格局。昌耀的诗集中有许多散文诗篇章，诸如《街头流浪汉在落日余晖中遇挽车马队》、《纪伯伦的小鸟》等，耿林莽先生在品评昌耀的散文诗时，指出昌耀散文诗宽松自由的独特风格，昌耀“是诗与散文诗统一论者，强调其诗性之有无而不强调形式上的差异和文体归属；他是内容先于形式，思想重于技巧的内容形式统一论者。首先是灵魂受震动，然后才有歌吟，才有使歌吟的灵魂‘达到更高的审美层次’的追求”、“他的经验，值得某些忽视内容、忽视生活体验与思想追索，仅仅在技巧上下功夫的散文诗作者借鉴，尤其对惯于无病呻吟、本无感知，勉力拼凑，满足于模仿时尚，东施效颦的作者，似更值得从中吸取教益。对于过于拘泥于散文诗文体的传统模式，流行观念的束缚，比如抒情精品、美文规范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很有启发的。”（耿林莽：《昌耀：为散文诗拓宽道路》）耿老一直倾向于散文诗的多极发展，他对昌耀散文诗如此推崇，表明他对散文诗更开阔的视野的期望，以及对异质的涉取与变奏的认同，因为它从根本上有利于散文诗的健康发展。陈东东的《词的变奏》，有99章皆从一个词•名词出发派生诗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意象组成，别具一格。阳飏以日记形式写出《青藏旅行日记节录》，创设出一条散文诗的新路径。黑陶诗的散文美，阿信散文诗的牧歌意绪，均是散文家或诗人在创作散文诗时对异质的兼容与变奏，从而使散文诗凸显出更为宽广的胸襟和审美价值向度。 概而言之，近三十年散文诗，因为诗坛老将的引领与带动，“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横空出世，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关联日益紧密，散文诗载体建设的加强与散文诗批评的“在场”，已然形成了她繁荣与发展几大亮点。从散文诗创作的文本来看，也呈现出了多维的精神脉象。超越时空的宇宙交响，追本溯源的生命寻根，钩深致远的文化通诠，取精用宏的哲学旨圭，城市转型的现实忧郁，关注生存的知性反思，观照自然的心灵神韵，大体构成了散文诗的深刻内涵。在艺术拓展的多重面相上，散文诗人对诗性的领悟与坚守，对体式的创新与探索，对异质的涉取与变奏，似乎成了散文诗发展的“助推器”。艺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或许正是当代散文诗人的宿命！ 2011年11月27日于铜陵寓所 | 
发表于 2011-12-1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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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 00:53
发表于 2011-12-3 2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