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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敬亚的读书观
——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问
文化广场：请问您的个人读书观是什么？
徐敬亚：
对读书，我的看法有点偏。我反感把读书捧到很高、很神秘。中国老百姓中有一种传统性的误解，以为一个人只要读着书，似乎就是在高尚着。这很可笑。
书和人之间，非常相似。人，有好人孬人。书，也分好书与差书。原因是书是人写的。人里面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高手，也有“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的低俗之人。所以，我曾说过：“在遍地口水化的今天，一个一般智商的人写作并出版一部书，不算什么。但一本好书与一本坏书的区别太大了。其知识储备，其教养素质，其智慧含量，其学术根底，其结构能力，其语言张力，其人格情趣……等等，比总统与小商贩的差别还大！”
书读得多，也没什么了不起。好比一个人的关系网很广，认识人很多，但其本身却可能是一个骗子。其实，人类的知识也不是清一色的好知识，有不少荒唐的无聊理念，也有很多无耻的处世之道，更有不少平庸浅薄的假学问假学术。
古代的人类过于清贫，书成为少见的、生存之上的高端需求。读书自然成为一件非常奢侈、隆重的事情。而能写书，更了不起。古人完成一部书，至少要默想很多年，再写很多年。古名人，一辈子也不过出一本两本。书的流传，最早靠的是手抄。后来有了印刷，程序繁琐，费用昂贵。那时候，读书的权力属于贵族，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一律崇尚读书。而了现代，一切都不同了。很显然，想、写、印这些基本环节不同了，读也应该不同。今天，在年轻人看来，写书的人基本属于忽悠的系列。而读书的人基本属于过时的系列。对书的轻视，不是对知识的轻视，只是对劣等信息的轻视。
说到读书，我看读书人也分三六九等。读书的心思、目的，更是五花八门。我非常反感“蒙人”式的故做高深。一些人读了几本书，便到处卖弄。背一些名词与概念，记一些读书笔记，到处引文摘句，好像从天上借来了一个干爹或祖师爷，把书当成了学术装修，当成了抬高身份、吓人唬人的道具。
我一生，也见过一些号称有学问的人。可惜多数我都不太以为然。读书太多，一定影响原创力。性格不强大的人，书读多了往往成为书囊与纸袋。我最看不起的是“背诵式”的读书。很多人装模作样地记录、作笔记，光读了别人，自己脑子一片空白。
文化广场：诗人们一般怎样看待读书？
徐敬亚：
夸张地说，诗人是书的敌人。诗人喜欢灵动变幻，追求与众不同的感觉。在诗人看来，好的想法一旦被印到书上，就不那么可爱了，变得固定和僵硬，成为了传统的一部分。这当然说的是艺术性的书。理论不太这样，但诗人又不爱读理论书。诗人最反感“死读书”。一般来说，他们读书比较挑剔，所以阅读量都不太大。而且，诗人中流行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对人成见，就是读书过多的人，原创力差。
文化广场：在大学里你怎么指导学生读书？
徐敬亚：
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势如爆炸，书店里琳琅满架，目不暇接，但细细查看起来，真正有见识的书却凤毛麟角。大量拼凑的、平庸的、像模像样、假模假势的“著作”太多了。
在学校，我对学生们说，要当心一些伪书！第一骗钱第二骗时间。简单地说就是两条，一是谋财二是害命。夺人时间就是害命。而最可笑的是机场上卖的书，开本一本比一本大，装帧一本比一本辉煌，全是商机，全是编术，不是谋这个就谋那个。中国机场的书店就是这个国家的缩影。
文化广场：那么请问，你认为应该怎样读书？
徐敬亚：
这个世界上好书太少了！就像这个世界上聪明人比较少一样，就像一个人一辈子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一样。我认为，对书的选择和交朋友差不多，一个人一生能遇到几本好书相当不易。
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都在寻找朋友，都在寻找好书。这种好书，必须是知音之书、伯乐之书、生命之书！
好书，我想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它是能够击中你的书！也就是说它与你生命的价值方向一致，即能强烈感染你影响你；第二，它是能够升华你的书！它在生命的质量上、宽度上超越你，即三种，它或者把你变得更深，或者变得更宽，或更复杂更多可能性；第三，它是能够激活你的书！——也就是通过读书，你不仅找到了自己，而且发动了自己。你不仅跟着别人飞，而且最后你张开了翅膀自己飞——这可能是最佳的读书效果。
如果你读到的全是差劲的书、低俗的书，就跟一个人总跟臭棋篓子下棋一样，最后你也成了臭棋篓子。
一个人如果寻找不到热爱，就要学会忽略。
文化广场：那么，请现身说法谈谈您自己的读书经历。你上大学三年级时已经写出了《崛起的诗群》。请问你当时读什么书？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徐敬亚：
很幸运的是，我的大学生活处于思想动荡的八十年代。思想的荒芫与艺术的饥渴，使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成为勤奋的代名词。然而我当时读的书并不多。自作聪明的人，一般比较不勤奋。
大学四年，我基本都是在写诗与读诗中度过。像样的书读得不多，而真正的学术著作只认真读了一本，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然而就是这一本枯燥的《美学原理》，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读得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现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思考，就是我最早的文学评论。那些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文化广场：那么，一个人一生只需要找到一本最适合于自己的书就可以了吗？
徐敬亚：
当然不是，一个人有多方面的需求。而每一本书却只能储藏着某一种类型的知识与思想。我并不认为“书”一定比“人”高明，这是我的一贯观点。书，其实就是凝固了的人，就是精选之后的人，就是已经逝去的传统，就是人类曾经站立过的台阶。一般来说，未来的时间多于从前，后人的智慧不低于前人。我不主张“法先王”。
前面说了，读书与交朋友，非常相似。有的人看谁都顺眼，看谁都是朋友，结果最后一个真朋友也没有。而我在任何单位，总是有看不顺眼的人，当然人家可能更看不顺我。反正我对书总是产生选择。而我看着亲切的书总是少，看着烦的书总是多。
其实大学时期我也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对尼采、叔本华、柏格森，我都比较喜欢。弗洛依德对我影响也很大。而存在主义则成了我人生观念的核心。但是这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克罗奇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别的书是成为了知识，而它成为了自我内存的一部分。
文化广场：能谈谈另一些对您影响大的书吗？有吗？
徐敬亚：
我的偏激、固执，以及非有意的自作聪明，使我很少能找到爱不释手的书。一般来说，我忍受不了写作者的笨拙、平庸和可怜的耐性。但是多少年来，我一直暗暗地喜欢着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
我一贯看低那些老老实实的循规学者。我一贯喜欢超出一些界限的人。我不喜欢沉闷平凡，不喜欢按部就班。喜欢独出心裁，喜欢触汇贯通。喜欢一种汪洋恣肆，行云流水的大家风度。如苏轼如李白。就书来说，我喜欢黄仁宇表现出来的大历史观。黄能创造性地写史。我认为没有假想，不成史观。
文化广场：您一定有兴趣谈谈《万历十五年》，谈谈黄仁宇的历史观吧。
徐敬亚：
当然有。一个人有能有幸谈论高人，自己也仿佛沾光。我认为，历史之所以被记载，总是出于某些人的愿望。而隐匿史料，是历史上任何一位大人物必然具备的职业本能。即使写史者和盘托出了他所知的全部秘密，那些秘密也必然限于个人的某种偏心的角度和某种目光的局限。而历史戏剧，只能一次性地演变与收场。多少卷史书也无法摄取全貌。因此，缺席审判，是任何一位史家必须学会的严厉。无米之炊，或者说伪米之炊，是任何巧妙史官都无法逾越的缺憾。评史者能做到的，只有在前人留下的条条瘦骨里想像着丰腴的皮肉。严格说，哪一个年代不充满秘密，哪一个王朝不惊心动魄，哪一部历史不杀机四伏……！只是由于姑息，由于罪过，由于无数变形的贿赂与暗中的凶手，也由于写史者的平庸与麻木！历史，一天天活灵活现地、鬼鬼祟祟地走过去。它，那么一个灵活、虚伪与诡诈的家伙，怎么可能是枯燥无味的呢！
正是通过《万历十五年》，我才懂得了“明史”的重要。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很多年也出不来一个。
这两年我又读过两本好书。一本是杨显惠写的《夹边沟记事》。那是一本惊天地泣鬼神的书。不是杨写得好，是他记录的中国五十年前史实惨烈得让人晕厥。另一本是高尔泰的《寻找家园》。
其实我的这种读书观也是可怜的。能让我喜欢书真是太少太少。我多少年已经没有君临一种珍贵的感觉了，能一页一页舍不得往后面看的书真是天下难寻啊。
我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偏爱。令我喜欢的书。我一定拼命说它好，见了谁就跟谁说好。慢慢年龄大了，我才知道当我真心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我的感觉往往偏到夸张。假如克罗奇分析我的这种偏激，一定会说：这个人的夸张不是有意歪曲，而是心里最原始的感觉就是歪曲，即徐敬亚的直觉本身就是歪。
神啊，假如有来世，请给我设定另一个框架与节奏——让我谨慎木讷，拙嘴笨腮。让我坚韧柔软，稳健中庸。让我重新阅读被我忽略的全部好书。让我做一个饱学之士，著作等身，引导人类……啊神，只是请同时给我一个容得下平稳书桌的时代。
2008-11-6海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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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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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3 19:28
发表于 2013-2-2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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