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祭
在中国新诗即将进入其第一百个年头的时候,人们却忽然间发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曾经风起云涌、引为桂冠的中国诗歌事实上已经死了,虽然在当今之中国写诗的人还有许多,每天诞生的作品数量绝不逊于整部全唐诗,究其实却乏善可陈,充斥于眼球的尽是些不知所云、不堪卒读的作品。这些诗人并没有诞生当代之李白、杜甫,甚至哪怕一二首诸如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等酣畅淋漓的作品。因此,当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也许能够庆贺的并不是中国诗歌的诞辰,而是中国诗歌之寿终正寝、之死亡。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应该说在其诞生甫初还是显示出一股强劲的生命力的,诞生过诸如徐志靡、戴望舒、闻一多、冯至、卞之琳、艾青、何其芳、贺敬之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虽然后起的现代派诗人会对这些前辈的诗人多有贬谪,但就诗歌的思想性及艺术性而言,除朦胧诗时代而外,实在难见可比肩之作,绝大多数读者真正认可的仍然只是这样一批诗人的诗歌作品。最重要的是这些诗人的作品应该能够给予后继者更多的启示意义,使之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一种优良传统的,然而对于“言必称希腊”的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来说,他们更热衷的只是否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更热衷的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因此,这样一些杰出诗人之存在似乎对于当代中国诗歌来说已经殊无意义了,或者说只存在学术研究上的意义,而缺少积极的殷鉴。
建国后的十七年应该说相继诞生了一些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这是那些现代主义的拥趸者极力要漠视却仍然无法抹杀的事实。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之异军突起更是给予中国诗歌带来一股奇异的新风。不过超越朦胧诗阶段之后中国诗歌便迅速地凋零了,再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作品,以至于诗歌评论家不得不感叹说中国诗歌应该重新回到朦胧诗时代,现实的问题是时过境迁,已经回不到朦胧诗时代了。
2012年,诗坛上的某些好事者仿照《古诗十九首》来了个评选“新诗十九首”的活动,试图呈现出百年中国新诗的某种轮廓。主意或许不错,却是将各种流派的诗歌拼凑在一起,多少会给人一种牵强附会、水土不服的感觉,因此对于最终结果莫衷一是的大有人在。这其中有位叫做鹰之的评论家便不禁拍案而起,对于其中的许多公认的作品多有斥责。卞之琳先生的《断章》等优秀诗篇很不幸也躺着中枪。在这位鹰之先生看来,诗歌创作应该符合一种所谓的身体性,《断章》的前两句写:“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后面的诗就必须得机械地顺承着往下再往下写。因此对于诗人突如其来的:“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持评者竟至于觉得大谬不然,甚至异想天开地作了自己想当然的改动。这位先生真是一位点金成石之手,堪称化神奇为腐朽的大师。笔者很奇怪的正在于许多普通读者对这样的一首诗歌都能心领神会,为什么这位先生竟至于如此自以为是呢?这只能说明一个现代主义者所秉持的某种病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现代派诗歌已进入歧途,主因正在于这些诗人过于迷信西方现代派诗歌,“言必称希腊”。西方现代派诗歌简言之崇信“人之初,性本恶”。虽然“性本善”与“性本恶”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就诗歌创作而言,因为过分执迷于“性本恶”使得诗歌创作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其一,创作内容日益狭隘。西方诗歌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如何艺术地表达情感的问题,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多有直抒胸臆的痼疾,弊端百出。因此后继的现代派诗人多视抒发个人情感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在西方的禁欲主义统治社会多年之后,新的禁欲主义又在诗坛粉墨登场,岂非咄咄怪事?其二,缺少意境,格调低下。现代派诗歌成立之初,因为要取得其合法地位和赢得读者的信任或许不无可取之处。在现代派诗歌地位日益巩固之后,其不足之处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当今中国之出现“垃圾派”诗歌并非偶然,正是现代派诗歌之最后的疯狂表现。其三,过分强调所谓的现代派技巧而缺少实质内容。现代派诗歌或过于隐讳,不知所云,让人无所适从;当读者对如是创作风格敬而远之之后,诗歌又出现过于口语化的趋势,原本自己的诗歌就诗味了了,现代派的诗人们却又试图用口语来冲淡诗意,则这样的诗歌有多少艺术价值实在是未可知之数。总之,今日之现代派诗歌貌似流派杂陈,实则左右皆不能逢源,动辄得咎,已日益呈现出一种颓势,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周涛曾尖锐地指出: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新诗把中国从《古诗源》、唐诗、宋词、元曲这样一个一脉相承的系统断掉了,就彻底和我们无关了”。新诗的成绩也不能高估。“新诗走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唐诗宋词,(新诗)与之相比黯然失色”。中国古诗之所以优于新诗,我想最主要的在于中国古诗有诸多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所以能呈现出意境美,能充分地挖掘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与美。现代主义者动辄“超越北岛、PASS舒婷”,今天一个流派,明天一个主张,貌似热闹,实则百无一是。因此,新诗与之相比黯然失色是必然的,并不仅仅在于新诗历史之短暂,更在于中国诗歌已经走入了歧途,现代主义对病态原本就是迎合的,见不得一丝阳光,崇尚的是见骆驼便误以为马肿的那种文学主张。这样的诗风本身就是缺乏免疫力的,这些人中出现妖魔化中国诗歌,亵渎中国文字者也就毫不足奇了,将中国诗歌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批人身上,自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诗歌欲谋求真正健康之发展,当务之急必须对现代派诗歌进行坚决而彻底的反思。在完成这样的反思之前,中国并无可能诞生哪怕一位为整个民族所认可的优秀诗人。不过由于一种可怕的惰性和惯性,中国诗歌仍将会在这样一片污泥浊水中痛苦地挣扎下去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总之,在中国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或许我们并不能为之欢欣鼓舞,而只是冷静的反思。
许多时候我们走出了一座城,
却又被困守在另外的一座城。
如歧路亡羊的我们只能乞求,
那走出城的人们将我们救赎。
-----节选自本人诗作《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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