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朋友们全面了解本人的写作以及垃圾派，在此选发部分与拙作《大树》等有关的文字。以下是吕约的文章
《现场出现了不真实的美妙事物吗？》作者：吕约
（本文为朵渔新创《现场》诗刊而写）
它仿佛在说，大就是大，大才等于大
老也不等于大。比它老的树数也数不清，远近都有
仅仅比它老也不行。老甚至更不等于大
－－皮旦《大树》
为本期《现场》选稿，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皮旦的诗。《大树》这首诗里出现的这棵真理在握、拒绝高攀的树，让我产生了一种图像联想：“垃圾派”荒芜的试验田里，终于长出了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大树。这棵树的出现有点奇怪，它既是垃圾堆孕育出的果实，又是对垃圾堆的否定。“垃圾派”旗手的这组作品，不但改变了该派给人留下的口号成灾、缺乏实际成果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它完美地实现了垃圾派梦寐以求的精神分裂的目标：在主题上是垃圾派（《诗经的作者说把好东西留下来是一场灾难》），在语言和形式的精确完美上（《在年代上写上年代》、《大树》），又是反垃圾派的。
对于垃圾派，以及一切爱热闹的“派”来说，在度过短暂的口号亢奋期后，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从口号、教条的自我禁锢中解放出来，重获自由。这通常意味着要付出“自相矛盾”的代价。对此，我觉得没什么可害羞的。“自相矛盾”是一个道德标准，而非美学标准。在诗歌、艺术或梦的世界，值得信任的，恰恰是自相矛盾，顾此失彼，反复无常，自己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自己革自己的命。只有口号和帐目才需要前后一致。对诗歌（更要紧的是对人的“诗歌生命”）造成伤害的，不是自相矛盾、反复无常，而是那种把自己发明的原则贯彻到身体每个细胞、行动每个细节的“前后一致”。
“下半身”成员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前后不一致，从本期《现场》中他们的近作来看，他们完全一致地选择了前后不一致，这就更有趣了。一个流派的意义，不一定是因为它开创了一个传统，而是因为它终结了某个传统。“下半身”并未开创一个诗歌传统，但它终结了某个传统。所以，作为一个流派，它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如果说还剩下什么使命，那就是向有耐心等着下一轮热闹的观众展示一下：一个人也可以成立一个“派”。
所以，“同人”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场》很明智地提出，要“突破同人刊物的局限”。它认为，比同人更靠得住的，是“强调诗人的现场感、在场。”这个说法让我有点担心。近年来，“现场感”、“在场”似乎成了诗歌刊物的统一口令，失去了口号的励志作用。当然，我们可以换个更狡猾的说法：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现场》一开始就选择了放弃口号。这自然是对的。但我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在“现场感”即将成为陈词滥调的时候，有必要追究一下，何谓“现场”和“现场感”。
我理解的诗歌中的“现场”，不是对现场（正在发生的现实）的记录，而是创造现场，一个语言与现实互相诱惑、互相搏斗的现场。在这里，语言的怪兽与现实的怪兽互为猎物，它们的獠牙钻进对方的皮肉，我们目睹它们搏斗时肌肉的痉挛，听到它们的低沉吼声，被它们喷出的热气濡湿。我们当然希望语言制服现实，语言吸现实的血，而不是相反。在诗歌不慎被现实摁住吸血的时候，它应该迅速提醒自己：对不真实的美妙事物的讲述，才是诗的最高使命，而“现实感”不过是让讲述过程本身显得更热闹而已。在对不真实的美妙事物的讲述上，李红旗的《地铁飞行员》和宋晓贤的《月光症》，替我实现了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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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2 15:08
发表于 2014-8-3 1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