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写干预诗歌的一点见解》
文/南平
中国诗歌流派网韩庆成老师提出的“干预诗歌”，“它是一种仍然基于美好向往以及内心良知而进行的诗性指认、记录、乃至介入的诗歌”，实际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底色，以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干预时事的诗歌体。这种诗歌理论的提出给了目前诗坛一剂强心针，推动着诗歌的车轮快速前进！但是这种干预或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不好写，容易走向时代的反面，成为影响历史前进的障碍，会使许多读者迷茫或敌视现实社会而不满，更易使诗人滑入到伪诗人的行列，好心变坏事，故笔者认为所有诗写者都要有度或节制的方式参入干预时事的诗歌创作，并要深入领会韩老师对干预诗歌的含义如“美好的”“良知的”“诗性的”等等具体指向，个人要把握好度，尽量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为妥！
首先：诗写者不能以“愤怒出诗人”的标准来衡量诗人的存在感，否则易滑入到伪诗人的行列。人作任何事情都不能任性而为，否则过及成害，出现阴阳失调，疾病从生。而作为诗写者来说，更不能任性，不能以“愤怒出诗人”的标准来衡量诗人的存在感，否则容易滑入到伪诗人的行列，会牢骚满腹而言无收敛的乱了方寸，让本是弘扬真善美的使者，成了直接破坏真善美的最终祸手，伤了自己也伤了广大读者和社会与国家而得不偿失。到此，一定会有人反对笔者这种中立的观点，其实这不是说，诗人不可以介入或干预社会事物，其实“愤怒出诗人”从古至今都是为诗者的经典名句也是诗人的核心所在，不“愤怒”是出不了真“诗人”的，一定会缺少诗歌的批判精神，只有风花雪月的唯美性。好似矛盾了吧！其实不矛盾，作为一个诗人的“愤怒”不是口无收敛、直言不讳地乱说，应委婉、曲折的从诗的意象到诗的意境这个过程中去介入或干预自认为不满的社会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诗性介入或干预，也应是上述那“美好的”“良知的”“诗性的”指认、记录、乃至介入的诗歌吧！这种介入或干预是给人在美的感受下又不遗余力的引导了读者，从而达到了诗的教化功能，这种以诗的方式出现在社会与时代的现场而干预的诗歌应当就是现在中国诗歌流派网提到的“干预诗歌”吧！这也是本人理解的“干预诗歌”！例如笔者几年前写的微型诗《官》“跳跃的浪花//蹦得再高 再美……/也 永远是水的舞姿”！应该算是一首干预现代社会官场上的诗歌吧！但它并没有直接指认官场如何如何的好与坏，而是通过“美丽的浪花”之起落这一意象或物象进行批判那骄傲的浪花，不要认为自己蹦得高、蹦得美……而得意忘形，要时时警惕自己的行为，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浪花你永远是以水为基础的啊！你的高与美……都是借助水托起或撑起来的，没有水那来的浪花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道理一目了然，望能在反腐倡廉的现实中起到一点启示或唤醒一些“官”员为民之作用，这也是此诗的意境所在！全诗非常平静、委婉又充满良知，通过诗性的指认、介入到了如今现实社会的官场，也完成了一个诗写者对社会应有的担当与责任！这应该也是对“愤怒”两字的最好注释吧！
其次：诗写者要时时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否则难以进行批判性创作。伟人毛泽东言：“人不能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一个人就不能进步”，可见任何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只要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怕，何况当权的社会政党呢？如现在社会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例证，可是我们的政党不是在狠狠地“打虎拍苍”进行坚决地反腐斗争吗？这应当是一种党纠错的具体体现之一吧！如我们经常写的反腐诗歌，按理是典型的介入或干预或批判现实社会中那种政治时事的诗歌吧！此时则不能太过，只能点到为止或旁敲侧击，不能直接批评某某或具体人与事，否则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或外媒利用，其中文中的思想也易让读者滑入到当权政府的对立面，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形象与尊严和青少年的成长，这绝对不是诗写者的真实意图吧！除非你是一个反社会分子，否则诗人或诗写者都是出于一片好心，都是自己一种内心良知想通过干预时事引起社会或当权政府来重视某某不平之现实事件，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达到比较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也起到了监督与促进作用，这也是一个真正诗人不可缺失的社会良知与担当所在！又如近日江西殡葬改革风波即“抢砸棺材”事件，表面上很不好，影响面非常广！作为诗写者来说，一定要把思想摆正，一定要相信政策的科学性或个人保留观望为妥，因为火葬取代棺（土）葬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若许有异议那是个人观点问题），只不过估计是有些基层工作人员缺乏正确的工作方式，过快过急推进补偿收棺工作，引起一些年龄已高或思想还未接受火葬为主的村民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种事件在基层是常有之事！但作为诗写者内心应该明知，火葬取代棺（土）葬改革的政策并没有太错，或许政府随着推进工作之艰难时又会调整成因地制宜的火葬与土葬同时进行呢？因此，诗写者不能直指政策的不是，要注意分寸，措辞要恰当，要留有余地委婉地进行批判，一定要严格遵守“干预诗歌”的具体精神来操作或观望不写为妥！否则易滑入与政策对立的难堪境地，起反作用而误导读者、助长风波升级，从而影响政策的施行而得不偿失。不管任何时刻我们都应该牢记祖国永远是我们的母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和平年代和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更何况党的纠错工作从未间断过，如对文革的拔乱反正、现在的高官落马……都是最好的例证。故而作为一个爱国爱民而有良知的诗写者更应该要理解政府政策的不完善性或滞后性，这样才会带着理性去批判现实社会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件，不会像一些村民一样激动不已进行对抗性反对！由此可见，作为诗写者的我们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才能更好地运用批判性创作，使诗歌达到一定的社会高度，否则适得其反！
最后：诗写者要从前辈中汲取养分，完善自我而发出诗性的干预创作。从古至今，“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之，这不是文人的错，因为文人只有笔没有刀枪，他们也不会去打打杀杀，只是他们直言不讳的诗文触痛了某一历史阶段中那些上层有关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时，才会激发当权者抓人入狱！说到此，个人认为归根到底还是文人未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忘记了文化的滞后作用，只见“愤怒”不见或少见“诗性”而为。为何这样讲呢？因为文人太多是无实权的中层百姓为多，而都有一颗天真、同情的美好心灵，同时又是一个个有良知的理想主义者，多会关心社会底层的家事又会关心社会上层的国事，这是一群忧国忧民的社会进歩之中坚力量和社会精英团队，更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开拓者！其中那些历来犯了“文字狱”的文人，个人估计都是文人中耿直者的典型代表，一但激情澎湃时便会口无遮掩地直言无忌，从而祸从口岀，只见“愤怒”不见“诗性”！其实个人认为文人的位置不是与当权者处于对立的关系，应是起到协肋或监督的关系，所以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就在此！为何呢？因为有了诗歌之诗性，尤其在古代封建王朝没有监督机构的情况下，文人只有借助文学的批判性来指认政府、政策的好与坏，同时又要自保，否则极易触犯专政独裁者而获“文字狱”，而诗歌的诗性即委婉曲折、只能神会不能言传……的特征正好符合现实社会中这些文人的话语权，故诗歌在中国的盛世是不期而遇的！然而现实中很多诗人都是有牺牲精神的，否则谁还敢批判性写作呢？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要从前辈中汲取养分，不断完善自己，不是不要参入干预诗歌创作，而是要更有诗性的参入批判性或干预性创作，在当今时代下和谐地起到对上层管理者们的间接协肋或监督作用即诗歌对政治的旁敲侧击、隔靴抓痒的诗性作用，这是诗人们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也是一个有良知诗人必须呐喊的方向！正如著名诗人曲有源先生言：“所谓干预，是学会说话就有的本能，是谁都限制不了的事儿，但作为诗，它首先是艺术精巧的表达，不然，骂人谁不会呢”。可见曲老也明确指出了，作为诗应该要有诗之艺术即诗性，并要精巧的表达，不必愤怒、牢骚满腹地乱言！这也是曲老用血的教训得来的经验，值得我们所有后来者三思而行！
总之，以上观点纯为个人观点，若有不合口味者请谅解，笔者作为诗写者（不是什么诗人）来说直言了，相信自己的文字没有毒性，若对某某有点抛块引玉之功便知足了，也不枉费一片心血！自己始终相信“一首好诗就是一剂治疗心病的良药，一篇好诗论是指导航行者的灯塔”，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诗歌者，也是相信“药可治人身，文可治人心”之理念，故而今天在下在此冒昧地班门弄斧了，希望诗界各位前辈能提出批评与指教为盼！
２０１８０８０４月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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