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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经典化问题之我见
谭五昌
近些年来，当代诗歌界关于新诗经典化的话题持续不断，且争议很大，见智见仁。我个人认为， 新诗经典化的问题是伴随着新诗的发生发展历史而自然展开的一个艺术问题，因为在一般意义上，这是对新诗的创作成就所进行的阶段性或整体性的总结，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新诗经典化的问题更成为时代敏感的神经，受到了人们相当程度的关注，不仅诗人内部对此问题相当重视，文艺界领导对此问题更是极为关注，因为新诗经典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新诗的进程。一般说来，新诗经典化的确是个艺术问题，但其实又不完全是个艺术问题，很多时候，所谓的新诗经典其内部充满了许多附加性的意识形态（宽泛意义上）的成分，换句话说，新诗经典化并不是个“纯粹”的艺术问题，它也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就当代诗歌六十余年（从1949年算起迄今为止）的时间范围来看，在某一具体时段，什么样类型的诗歌成为经典或进入经典的行列，几乎都是变动不居的。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能够成为经典或进入经典行列的诗歌整体上可以被归入泛政治抒情诗的大范畴，无论是贺敬之、郭小川所创作的在当时被普遍视为典范性的“政治抒情诗”，还是以闻捷、李季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实际上都是政治标准对艺术标准的凌驾与统制，但这些诗歌类型在当时都被当作诗歌的主流加以张扬， “当代诗歌”的权威秩序就这样被构建起来了。作为另一个具说服力的现象，当时对现代文学30年阶段（1917-1949）的新诗经典的鉴定与甄别工作也基本是依据诗人的政治态度而定，如果一位诗人当时他的政治身份与价值取向被认为是退步或反动，那么，他的诗歌是不可能成为经典和进入经典的行列的。例如，郭沫若、闻一多、艾青、殷夫、田间、蒲风、臧克家、袁水拍、李季、张志民等诗人多来自解放区，不少人有光荣的革命资历，他们诗歌的代表作在当时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经典，占有正统与主导的地位，而徐志摩、邵洵美、朱湘、陈梦家、李金发等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现代诗人，其作品相当一段时间遭遇到人为的遮蔽或埋汰，冯至、何其芳、朱自清、戴望舒等政治立场处于“中间状态”的诗人，对其作品的评介与传播也有政治性的限制，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前，新诗的经典化工作整体上是按照一套政治的逻辑来强制执行的。
进入新时期文学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得20世纪80年代）, 当代新诗经典化的情形发生了富有意味的变化，一方面，继承泛政治抒情诗余绪的那类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仍然被人视为通往经典的创作方向（例如雷抒雁、叶文福、李发模、熊召政、张学梦等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代表作被人广为传诵，名噪一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被选入各种权威性的诗歌选本），另一方面，那种与泛政治抒情诗有意保持某种距离并为个人情感预留下一定空间的中老年诗人的诗歌创作（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艾青、牛汉、公刘、流沙河等“归来的诗人”反思个人生存遭遇的代表性诗歌作品），也进入了经典诗歌的序列。与此同时，大面积表现个人性或群体性情感经验诉求、在创作技巧与形式上明显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青年先锋诗歌创作潮流（通常认为以顾城、北岛、舒婷、江河、杨炼、梁小斌等青年诗人为代表）成为新时期诗坛新的创作亮点，这股青年先锋诗歌创作潮流在最初的诗坛颇受排斥，被认为是诗坛的“逆流”，他们的诗歌创作当时被贬义性的命名为“朦胧诗”即是有力的证明。不过，与当时的主流诗歌在诗学理念与审美趣味上大相径庭的“朦胧诗”很快也进入了自我（一代人意义上）的经典化诉求与实践行动。1985年1月，当时的北京大学青年诗人老木编辑了意在总结青年先锋诗歌创作潮流的诗歌选本《新诗潮诗集》（上下册），同年11月，由当时的辽宁大学青年女诗人阎月君等人编辑的《朦胧诗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这两部选本对“朦胧诗”的经典化工作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产生了文学史（诗歌史）的影响。紧随“朦胧诗”潮流的是所谓的“第三代”诗歌（或称“后朦胧”诗歌）运动，其活跃时间大致被定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潮是相当复杂的诗歌现象，但它的自我（一代人意义上）的经典化诉求也是相当强烈，并转化成自觉的实践行动，1993年，四川诗人万夏、潇潇合编了《后朦胧诗全集》，成为总结“第三代”诗歌的经典性选本。由此可见，当代新诗的经典化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与色彩，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
由上面的简要论述可知，新诗的经典化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诗群、不同的诗人与不同的读者（专业读者及业余读者）那里，新诗的经典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实说到底，新诗的经典化最终涉及到新诗的标准与尺度问题。到底怎样才能判断出一首好诗与一首坏诗的差别，一首好诗到底应该具备哪些重要与必备的因素，这是新诗经典化过程中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工作程序与步骤。坚持不同的好诗标准与尺度，必然导致不同的新诗经典的诞生。这是问题的本质与要害。因而，我们才能看见当代诗歌林林总总的各种新诗“经典”选本的出现。近些年来，关于新诗的标准与尺度问题已在诗歌界引起了许多争议，前几年,当代文学评论家毕光明先生在其主编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辟出专栏来连续性的讨论新诗的标准与尺度问题，许多当代诗歌评论家与诗人都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之中。当然，这种见仁见智的诗学争论不大可能也不可指望得出一个统一性的结论，但人们却可从中达成某些共识，即优秀新诗的具体标准与尺度一定是存在个体性或群体性的差异的，但作为原则性的好诗标准与尺度却是普适性的。好诗具体标准与尺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必然导致新诗经典化文本的多样性与歧异性现象的出现，前几年由诗人潘洗尘任执行主编的《星星》诗刊下半月理论版连续推出了由不同诗人与诗评家制定目录的 “虚拟选本：中国当代诗一百首”栏目，便是一次有意义的新诗经典化的“个选”行为，它把新诗经典化遭遇到的问题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彰显出来了。这实际上又涉及到新诗经典化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深层次问题，通俗一些说，具体新诗作品的经典化怎样才能做到长期为人们所广泛认可？而这实际上是暗含着优秀新诗的哪些具体标准与尺度是比较长期有效且为人较为广泛认可这层意思。
从时间层面来看，新诗将面临一个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在此举个简单例子：2004年以来，新诗研究专家洪子诚先生与程光炜先生先后合编了《朦胧诗新编》与《第三代诗新编》两部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原先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的经典文本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便是一个具说服力的例证。另外，有些诗人的作品很快就被经典化了，最典型的例子可能要算海子的诗歌，在海子本人去世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不少抒情诗作品（如《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日记》、《四姐妹》等）就被广泛传诵，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被选入各种教材与读本中。总之，新诗经典化的问题比较复杂，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将有不同的视点与言说，我以为，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比起实践意义更有优先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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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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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1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