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李嘉楠 何彦禧
尽管诗歌在当下的地位已不能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时期相提并论,但仍有众多的诗人在坚持写作,甚至各立山头门派,举办各种诗歌活动,十分热闹。
近日,中国诗歌流派网、国际汉语诗歌协会、《星星》诗刊社、《诗潮》杂志社、《诗林》杂志社共同发起举办“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活动,已经从500多家诗歌群组中初选了115家,最终将产生“十二大重要现代诗群流派”、“十二大影响力现代诗群流派”、“十二大新活力现代诗群流派”。
数百个诗歌流派,这是诗歌创作的繁荣还是病态的自娱自乐?“垃圾派”、“脑残派”、“不解诗歌”……这种抓眼球的诗歌“流派”,是一种科学命名或无聊炒作?能够得到文学读者和学术界的承认吗?
有自信的诗人不在意诗派
羊城晚报:在中国新诗史上,诗歌流派非常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对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唐晓渡:一般来说,创作个性特别强的诗人,并不会特别在意流派。诗歌史上,所谓诗歌流派也往往是后置的,是后来的评论家、文学史家所追认的。比如文学史上提到的“七月诗派”、“九叶派”,我和牛汉先生聊过,也和郑敏先生聊过,他们俩分别都不承认“七月派”和“九叶派”,也就是说,当时并不是这些诗人有意地要创造某个流派,而是当时他们一些创作倾向比较相近的作品,被刊登在诗歌杂志上。当然,这两个诗歌流派中,也可能会有诗人承认自己是“七月派”或“九叶派”的,但重视个体风格的诗人不太在意。
记得韩东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狮子老虎都是独自行走的,只有羊群们才拥挤在一起。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由于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诗歌的某些层面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从诗歌本身来说,诗派对诗歌价值的影响,并不太大。
羊城晚报:既然诗人本身不承认,那么学界应当怎么看待这种后设的诗歌流派呢?这种追问的意义在哪?
唐晓渡:比如白洋淀诗派,也是一个后设概念。但在1970年代初,“非诗”横行,真正的诗歌在“地下”,还处于萌芽和成长的状态。这种后设的意义在于,它指称着那个年代,在知青当中,有一批诗人,他们在那时就开始进行现代诗的探索。虽然,芒克、根子、多多,他们都不承认有什么白洋淀诗派。往往是比较有分量和自信的诗人,不在意这些,因为它本身有着个性强烈的作品。反而是比较弱的诗人,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为自己赢得自己生存的可能。
再比如《今天》和“朦胧诗”,在《今天》这个平台上,大家在寻找新的诗歌可能性这一点上,大家彼此认同,但相互间的风格也绝对不是朦胧诗这个词就能够简单概括的。这都是含糊的,粗疏的诗歌概念划分。如果有人以自己是“今天派”而认为自己的作品自动获得了某种诗歌价值,那是比较可怜的自我感觉。只有不断精进的诗人,不断写出有分量作品的诗人,才能让他历史上的某些叙述得以成立,否则,最后也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大泡泡。
最终还是要看作品
羊城晚报:1980年代,尤其是“朦胧诗”退潮之后,各种诗派层出不穷,比如“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等。
唐晓渡:对,80年代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诗派,一批诗人,有刊登诗歌的杂志,有明确的诗歌主张、诗学倡导、哲学依据,这和文学史后设的追问不一样,他们是自觉的、明确标旗立杆的。但是,无论是哪个诗派,最终还是要看诗歌作品。如果是强有力的诗人联合在一起,能够把诗歌的某种可能性发挥得比较充分,这对诗歌发展也是有益的。
羊城晚报:有些诗歌流派甚至就只有一个人。
唐晓渡: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西川一个人宣称自己是新古典派。在我看来,他这么做是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或者说,他以“一个人就是一派”来表明他看重的是个性,而不是扎堆,相互取暖。再说,就算是一个人宣称一个流派,也分很多不同的情况,有的人是临时起意,认为这是某种自我展示的机会。很难说,出现这么多诗歌流派,是好事还是病态,一切都要看作品。
羊城晚报: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短短几十年,就出现了这么多诗歌流派,这和当时新诗发展的历史背景有怎样的关联?
唐晓渡:作为诗歌社会学现象,这种扎堆取暖,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有它积极的意义。尤其在1980年代,包括早期的朦胧诗,“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后来被称为“民间诗歌”,相对于主流诗歌而言,它们的生态是非常糟糕的,没有自己的平台,官方杂志也不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聚集起来,自己创造平台和生存空间,油印诗集,从诗歌社会学上来说,这非常有意义,是对诗歌“自由”的某种彰显,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但是,不管怎样,诗派的概念或命名,是不能取代诗歌作品的。抱团取暖,成立某个诗派,以及从诗歌自身角度去评判是否构成流派,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轻易把两者之间画上等号。
“抓眼球”与诗歌本质无关
羊城晚报:今天的情况似乎又有所改变,据说21世纪现代诗群流派大展初评就收到了两百多家诗群流派的资料。为什么诗歌流派越来越多,似乎都在争相命名。
唐晓渡:诗群和流派,首先是两个概念。就诗歌流派来说,现在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很多宣称某某流派的,更多的是心有不甘。现在的诗歌创作环境早已不同于当年,整个诗歌生态、诗歌的内部空间,都已经大大拓展和改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诗歌作品质量、诗歌流派、诗歌群体,应该有重新的认识。我们有理由把尺度变得更严谨一些。如何实现诗歌主张,最终是通过诗歌作品,而不是诗派宣言。80年代,诗人们是要坚决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变了,有些人是坚决要抓住别人的眼球。但如果是为了抓眼球,这和诗歌本质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
羊城晚报:现在甚至还有“垃圾派”“脑残派”,您怎么看?
唐晓渡:无论是“垃圾派”还是“脑残派”,只要你认为是诗歌流派,就应该严格按照诗歌的尺度去做。哪怕你是“垃圾派”,如果确实有非常优秀的诗歌作品,也未尝不可。诗歌的价值并不在于名称,它在于诗歌本身。但如果认为都已经标榜是“垃圾”了,因而诗歌已经没有了任何标准,没有任何底线,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也不能进入真正诗歌流派的视野。比如说“下半身”写作,它是有针对性的,有历史语境的,有特定上下文的,也是严肃的诗歌流派。
从诗歌的角度说,炒作事件是不良嗜好,对新一代诗歌的发展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不仅诗歌,美术界其实也很多,很多属于闹事儿、抓眼球,搏名声,我认为这和艺术本身没什么关系的事。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21世纪以来,是否出现了非常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
唐晓渡:就我个人来说,21世纪以来这十几年,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诗歌流派,但我看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强有力的诗人。
(来源: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