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新韵说》（论文选编）

重阳新韵

诗刊•无韵非诗的大本营 （一）



重阳JM

    曾记否？半个世纪前，《诗刊》创刊，象启明星升起在中国诗空，令千千万万诗爱者向往；《诗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字字句句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诗刊》像初升的太阳，光耀世界东方。《诗刊》历时半个世纪，可谓历史悠久，时光漫长。当年读《诗刊》的青少年，现已白发苍苍。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中国诗歌的大地上，官办、民办诗报刊，象雨后春荀，蓬勃发展。意气风发的青少年，象潮水般涌向诗报刊，诗报刊圆了他们的诗人梦，实现了他们的理想。诗报刊，是培养诗人的大学校，培养了一批批青年诗人，发表了千千万首诗篇。诗刊是各地诗报刊的榜样，《诗刊》是中国诗人的希望。
    令人遗憾的是，《诗刊》从发表第一首无韵非诗开始，随后数量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长，形式越来越散乱，成份越来越复杂，思维越来越荒唐。《诗刊》是无韵非诗的彩车，《诗刊》是无韵非诗的舞台，《诗刊》是无韵伪诗的温床，《诗刊》是无韵非诗的大本营！其中一些诗人的归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者有之，自觉有道四海游说，学子千千者有之 ……。而海子卧轨，顾城戕妻自缢，更是惊心动魄，令人瞠目结舌，引人无限思索。且不说是什么逻辑创造的鬼绩，却实实在在地预示了诗的落寞！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饿死诗人现象”。泱泱诗国，在有几千年诗文明的大中国，诗人太好做了，诗也太好写了！只可惜，“给一百大洋也不看”，“美丽的诗句不值钱”！饿着肚皮写诗的人太多了！写了诗，出了书，卖不掉，赔了钱，还要写……。而谱曲传唱的有韵歌词，被歌星们唱遍了祖国大地，唱彻了国际星空，唱进了人们的心里。那些被唱肥了的歌星们让歌迷们昼夜激动，让孔方兄自己也垂涎三尺，。这又是为什么？！
    诗是神圣的，诗既是启蒙又是诲育，被称为“诗教”。古今中外如此，中华民族尤其如此！君不见，牙牙学语的幼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祖孙嬉戏唱儿歌念民谣背古诗，可少见他们学说无韵伪诗吧！就连幼儿园里的阿姨，也不愿教说无韵伪诗吧！这是为什么？！
    奇怪的是所谓现代、后现代的新诗群，尽管他们“现代、后现代”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在贩卖十九世纪欧美的破烂！语无伦次念大佛，自由散乱充新潮，莫名其妙称主流。而有韵诗歌却自惭形秽，馁为打油诗，自度曲，顺口溜……，暗淡了往日的辉煌。这又是为什么？
    中华民族诗歌纳宇宙大自然的节律法则形成了诗歌自身的法则。诗歌是节奏和韵律的载体，节奏和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节奏和韵律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一首诗。古今中外如此，中华民族尤其如此！节奏和韵律是大自然的呼吸，节奏和韵律是社会的脉搏，节奏和韵律是时代的脚步；节奏和韵律是永恒的和谐。和谐是宇宙大自然的节律法则，也是中华民族诗歌的节律法则。无韵非诗背叛了诗歌的节律法则，难怪它走向了魔逆！
    无韵非诗的泛滥是十九世纪后的国际现象，是国际诗界的灾难。从十九世纪美国“打破诗与散文之间的形式壁垒”到二十世纪中国“打破诗与散文之间的界线”，是中外呼应的炒作；无韵非诗在国际上的泛滥正是这一炒作的结果。难怪中国无韵非诗大家们高喊着要走向世界，要与国际接轨。其实，他们原本就是一路货色！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然而他们竟弄不懂诗为何物，从思想意识上就认定了无节奏无韵律分行写的文字就是诗；自由散乱是诗，蒙胧无涯是诗，诗就是那玩意儿！这岂不是愚弄子孙后代吗？！无韵非诗的泛滥，让青少年从根本上忘韵，忘诗，忘祖，忘族，这难道不是罪孽吗？！
    全中国的青少年联合起来，全世界的青少年联合起来，共同遏制无韵非诗的泛滥！
    新韵代表着中国诗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新韵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2001.12.
首发2002年3月《艺苑》总148期。

重阳新韵

无韵诗死定了


重阳JM


   《诗刊》2002年第一期上半月刊，第13页《诗人观点》栏中，发表了严阵的题为《诗是不是真的死定了》一文。文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诗歌作者与一名书商的对话：
    书商：“最近在忙什么？”
    作者：“我在写诗，我最近写的诗已经够出一本诗集了。”
    书商：（很快收起笑容）“哥们，你能不能写点别的？不管你写什么，小弟都给你出，就是诗，不行！”
    作者：“为什么？”
    书商：“你这人怎么这样？你难道至今还不知道，诗已经死定了！”
    上面这段对话，引发了严阵先生的一番感慨，发了一大番议论。总言之，先说了诗的困境，人们之所以说诗死定了的原因。而后大发感慨地说“诗不但死不了，而且还会更好的活着。”
    谢谢严先生为我们开启了心机，让我们知道了诗不能死和还能活的原因，让我们有了新的希望。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文中所说的诗，是什么诗呢？书商所说的诗是什么诗？那位作者所写的诗是什么诗？严先生所说的诗又是什么诗呢？文中一概笼统地说“诗”，让人如入迷雾中，不知所云。这里笔者不妨作一点儿猜想或诌议。
    如果文中的“诗”指的是中华传统诗词，那么，文中所说的“死与不死”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中华传统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国宝，当然不会死的，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如果指的是中国新诗，那就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新诗了。中国新诗种类繁多，这里暂且大致分为有韵的和无韵的两种吧。如果指的是有韵新诗，当然不会死，因为有韵诗歌正兴旺着呢！中华新韵的兴起，促发了中国诗歌的无限生机，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希望，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君不见，被谱曲传唱的有节奏有韵律的新韵歌词，被唱遍了天南地北，唱红了祖国大地，唱红了歌星一大邦，唱迷了歌迷一大群……。如果指的是无韵新诗，那可就真的死定了！而且早就死定了。因为在二十世纪中期，毛泽东就已经宣判了无韵新诗的死刑：“给一百大洋也不看”。毛泽东不看，中国的老百姓更不看！这不正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诗歌的落寞吗！你说，它是不是死定了！我想那位书商所说的“诗已经死定了！”就是指的那些无节奏无韵律的违背民族传统的歪诗，邪诗，非诗，伪诗吧！它当然真的死定了！这是伟大诗人毛泽东对它的宣判，这是中国人民对它的宣判，这是中华民族对它的宣判，这是人类历史对它的宣判！
   “无韵非诗”，生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尽管“无韵诗尸”早已臭在二十世纪里了，虽然现今又被搬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还会在二十一世纪里“尸臭”一阵子。但是，严先生想象的“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出现的”“排长队去购买一本新诗集的时刻”，绝不会是一本“无韵诗尸”吧！
    这里暂且不谈未来的事，就看看当前吧。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同时发表了严阵先生的一篇长诗《绽放的中国》。多好的内容啊！只可惜，一朵香花插在牛粪上。这不会是从西方“精神文明的垃圾桶”里“取出来的”“一串珍珠项链”吧！却怎么总还是散发着“无韵诗尸”的臭气呢？也许是“忘了把手好好洗一洗”的缘故吧？于是，我断想，在“无韵非诗”早已死定了的今天和今后，凡是丢了民族国宝的，凡是丢了诗歌节律法则的，凡是丢了诗歌生命的，凡是无节奏无韵律的，不管他怎么巧妙的花样翻新，都不外乎是“无韵诗尸”的炒作！正如这朵插在牛粪上的香花，不会因为花香而否认粪臭吧！
    再看看本期诗刊的开篇大作，被“诗人珍爱的诗”，被我们荣称为“中国诗坛泰斗”的艾青老前辈的大作《我爱这土地》。“这首诗可以说是诗人抗战初期的思想情绪、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的最典型的代表作”，无疑也是“冲破散文与诗之形式壁垒”的，摒弃了节奏和韵律，摒弃了民族传统的代表作吧？那么，真可惜，它不是诗！它不是诗啊！伟大的“诗坛泰斗”的珍爱的诗！
    诗，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节奏和韵律是诗的生命，无韵不成诗！因此，对于诗，无论何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名望有多大，凡是没有节奏没有韵律分行写的东西，统统都不是诗！
    诗人郭沫若、巴金及艾青等等老一辈诗人的青年时期的诗，都是受西方诗风即惠特曼诗风的影响而创作的，它摒弃了中国诗的有节奏有韵律的概念界定而任意自由。正如彭金山先生在《形式建设——一个重新提起的话题》一文（见同期《诗刊》第61页）中所说：“他（郭沫若）的诗正是以个性解放的内容和惠特曼式的自由形式开创了一代诗风”。然而，这一代诗风的后果，在摒弃了传统形式的同时，把节奏和韵律也摒弃得精光，彻底地背叛了民族，导致了中国无韵非诗的泛滥，这也是他（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请问健在的，最新连任中国作协主席的巴金老前辈，你能向中国的青少年，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喊一声：“没有节奏没有韵律分行写的文字就是诗”吗？我想，巴金老前辈如果真的喊得出这句话，那么，可怜的田人先生（《城里的农夫》作者，见同期《诗刊》第33页）即便“用尽毕生”也难“写出一首让人们记得住的诗” ！还是认真思考一下彭金山先生所说的：“今天，则需要从我们民族语言自身求得形式上的突破”吧！
                                                              2002.1.16
首发2002年1月《新韵》总18期。

重阳新韵

难以面对的“面对”


重阳jm


    在2002年第一期《诗刊》上半月刊的《面对面》栏目中，“一个关注《诗刊》命运的读者”发表了高见：“如果《诗刊》有个智囊团的话，肯定会有许多惊人的大动作，不妨放下架子，请几位圈子外的，对媒体和传播有研究的高人试试。”《诗刊》有没有架子不知道，但《诗刊》决不乏高人却是肯定的。《诗刊》在几十年的办刊经验中早已形成了超智能的智囊团。说他们是“超智能”不光是因为他们都是有高职称的专业编辑人员，更主要的是他们都独具慧眼识“诗”，把《诗刊》编成了超诗的境界——没有节奏和韵律也能成诗的境界。比“惠特曼拉屎——分行便诗”的境界还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究其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前提”：“必须是艺术的，是诗的。”所以才“把《诗刊》办成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权威性刊物。”（见当期第2页）
    什么是“艺术的”，这个题目太大了，太深奥了，不敢涉言。至于“是诗的”，这知道，因为中国《辞书》上说的很明白：“诗，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但找遍了当期的两册《诗刊》，除了那可怜的两页旧体诗，却再也没发现有几首“是诗的”！于是，又想到了“面对面”中的“诗文华章”：“专发散文诗 ……，毕竟散文诗也是诗呀。”OK！原来《诗刊》是发散文诗的？！然而，“散文诗”是诗吗？如果说“散文诗”是诗，那么，“稻草人”“泥人”“木人”都是人喽？！
    说“散文诗”是诗，它却没有节奏和韵律；说“散文诗”是散文，它却有分行的形式。“散文诗”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是诗，没有节奏没有韵律的东西也是诗。这“诗”又是什么玩意儿呢？可爱的“权威性刊物”能给个说法吗？
    诗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节奏和韵律是诗的生命。正如人，有呼吸有脉搏的人是活人；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人是死人。同样，有节奏有韵律的诗是活诗；没有节奏没有韵律的诗是死诗。可以说，呼吸和脉搏是人的“生死之别”；节奏和韵律是诗的“生死之别”。有了节奏和韵律的“散文”是诗，没了节奏和韵律的“诗”是散文。因此说，节奏和韵律也是散文和诗的“生死之别”！
    那么，说无韵诗是诗时，它一定是死了的诗，因为它没有节奏和韵律。说无韵诗是散文时，它一定是个活着的怪胎畸形儿，因为它的句子支离破碎，肢体残缺不全。本来富有诗意的散文是好散文，可硬是把它塞进诗尸的壳里楞充诗！正如那篇《写在新诗边上》的发言稿（见当期下半月刊第50页），楞是分行发表，真不知是想自称其为“诗”呢，还是想诱导别人称其为“诗”呢？ 亦如其文中所说：“惠特曼不常有，属于特例”。也正因是“特例”，却被“独具慧眼的中国人”选中，成了中国“无韵非诗”的祖师爷！
    然而，十九世纪的惠特曼在“打破散文与诗的形式壁垒”的时侯，万万不会想到，在中国，散文与诗之间的壁垒不光是分行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节奏和韵律。这个壁垒在中国是永远打不破的！
    二十世纪初，盛行于欧美的惠特曼诗风被引进中国，并改造成了打破中国传统诗的武器。被称为中国“新诗风”的风愈刮愈大，产生了一大批新诗人，大新诗人，大大新诗人。或者说新诗人，老新诗人，老老新诗人。创作了百千万首新诗，出了万千百册新诗集。可以说，惠特曼诗风在中国真是露尽了脸，大长了面子。可怜的是，二十世纪中期，毛泽东无情地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卷了它的面子，“给一百大洋也不看”！中国的老百姓更不给它面子，不看其诗，不买其书，把它扔到了“驿外断桥边”，还嘟哝一句：什么玩意儿？！照理说，中国的新诗大家们，早该收起面子，煞住这股“外风”。无奈，这大大的面子，厚厚的面子，高高的面子是丢不得的。若丢了这个面子，几十年的“丰功伟绩”全都完蛋了！于是乎，便硬着头皮死要面子，楞是往“无韵非诗”的死胡同里钻。抱着“无韵诗尸”拼命炒，妄图炒个出路来，结果是越炒越臭！
    不用说翻遍所有的诗刊，就只最近的两册，翻一翻，看一看，不管是“对面”“对话”还是“对诗”，能找到几点儿涉及节奏和韵律的？这里提醒一句，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把节奏和韵律忘光了，不是的！这无非是对节奏和韵律的郫视、忌讳和提防！是啊，当年是摒弃了节奏和韵律走过来的，是摒弃了传统跑过来的，现在怎么能回头呢？多没面子啊！
    于是，想起了本期下半月刊的卷首语：“但愿《诗刊》真正办成以大自然为基地并由广阔蔚蓝天空所覆盖的、注意克服坏境污染以维护健康而稳定的生态平衡的、让一切真诚的汉语诗人无不感到宾至如归的精神家园。”原来如此！若在这样的“家园”里谈及节奏和韵律，怎么能“稳定”得住呢？若在这样的“家园”里谈及传统，怎么能“平衡”得了呢？！
    终于，明白了：这个“家园”是个多么理想的天堂啊！我们的新诗和新诗人们都可以在这里稳定的？平衡的？安祥的？安静的？站着？坐着？卧着？——突然，一个殡仪馆里的“藏柩楼”？或是摆放“无韵诗尸”的“陈列馆”？若隐若现！……
    真不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权威性刊物”，究竟能让世界了解到什么？！
                                                        2002.1.20
首发2002年1月《新韵》总18期。

重阳新韵

无韵诗 • 寄居蟹

重阳jm

    小时候，到海边玩耍，看到海里有一种叫“寄居蟹”的小生物，觉得十分有趣。这小东西看上去象海螺，却有一支蟹的大角钳伸在外面。据说，寄居蟹原本就是蟹，它的老祖宗看中了死螺的壳，就钻进里面寄居了下来。天长日久，螺壳就成了它的家。集年累月，世代相传，螺壳竟然成了它“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它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身体的里面一半软化了并与螺壳紧密贴合。当然，里面的那只角钳和腿也变得细小了，以便更好的藏进壳里去。而相反的，露在外面的那只角钳却变得粗大了，成了捕食的主要工具。尽管“寄居蟹”形体象螺，但人们还是能够通过它那硕大的角钳辨认出它是蟹而不是螺！
    由“寄居蟹”想到了当今诗坛上的所谓“现代诗”即无韵诗，它就酷似“寄居蟹”：原本是杂碎话，却硬是钻进“诗壳”里面楞充诗。这种现代诗坛上的“寄居蟹”，被一些诗大家们大吹大捧，乘着国内的小气候和国际的大气候而成了真气候，以致迅猛繁衍，泛滥成灾！但是，尽管它形体象诗，人们还是能够通过它没有节奏没有韵律而辨认出它是杂碎话而不是诗！
   “寄居蟹”这小东西在海里，混在螺群里称螺，混在蟹群里称蟹，自以为得意。然而，当它称蟹时，却不能“横行霸道”；当它称螺时，却不能“温柔如棉”，终成左右为嫌的讨厌之物。那么，中国诗坛上的那种“寄居蟹”，景况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就免于启齿吧！
   2002.1.27   
首发2002年2月《新韵》总19期。

重阳新韵

为中国唐装呼好


重阳jm


    新世纪伊始，中国人兴起穿唐装的风气，特别是老年人，大红大绿的唐装，穿起来有多新鲜，有多神气！最令人注目的是今年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会场上，唐装的闪现，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江泽民着大红唐装的镜头，像一道红光冲上天空，象一面旗帜，向世界宣布了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再现！这不光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再现，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概！是对一味追求西化的人们的一个强烈有力地批判！真没想到，上海一届APEC，一届服饰标志，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应！竟有如此唤起民族民心的强大效力！当然，这“反应”，这“效力”并非仅仅来自服饰，而是来自“民心”！
    中国人的西化思想是多方面的，是方方面面的，从产生到追求，到疯狂，几乎构成了对中华民族的威胁！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出来了，而且还看得更清楚。如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克林•卢卡斯博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入世后必须警惕全盘西化，保留自己的特色，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发展。”（见《生活报》）全盘西化！是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儿！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词汇！要“警惕”呀！对民族传统不但是要“保留”，更重要的是要“捍卫”，是“捍卫”呀！
    唐装的再现，是警惕中国全盘西化的“标志”！是拨动民族心灵的一个“启机”！我们为唐装再现的一声呼好，不光是简单的一声赞叹，更重要的是一声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宣言”！诚然，唐装未必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传统服饰，但却可以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
    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再现，联想到中国诗文化传统的现状，“西诗”长期霸占着中国诗坛，怎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中国“无韵非诗”的泛滥，怎能不令人悲愤！中国五千年诗文明，诗传统竟然被丢得精光，竟然将“无韵非诗”搬上了供台，这不光是中国诗歌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耻辱，中华民族的耻辱！
    如何“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2002.2.12
首发2002年2月《新韵》总19期。

重阳新韵

诗坛打假


重阳jm


    在商品市场上，有假货，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现今假东西太多了，正如一个文艺“小品”中所说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饮料，甚至假高干，假公安，假教师……，就连爹妈也是假的！这一点儿也不夸张，也不奇怪。要不，人们都在喊：要谨防假冒伪劣呢！特别是当今中国还出了个专业打假的“名人”，并且还成立了个专业打假的“公司”，据说，生意还相当不错。
    也难怪，在当今经济大潮中，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钱，就是爹！为了钱，不顾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打砸抢夺，坑蒙拐骗，黄赌淫滥……，都在为钱发疯发狂，无不尽所能！
    经济场上如此，文化场上亦如是！且不说盗版书籍、黄毒色像，就文艺作品自身也在假货泛滥。别的不说，就说诗歌吧，“非诗”“假诗”不也正在泛滥成灾吗！看看如今的诗报刊，除了极少数的旧体诗词外，有几首是真诗？无节奏无韵律，一句话拆开了，分行写了就是“诗”。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诗刊》一月号上，还将某人的一篇发言稿分行发表，不知是自称其为诗呢，还是编者的启发？引诱？让别人也称其为诗呢？分行的文字就是诗吗？中国诗歌发展到了这个份儿上，还能让人说什么呢？因此，有商品市场上的打假，那么，文化市场上的诗歌不是也该打假吗！
    为了青少年，为了下一代，为了中华民族的诗文化，诗坛打假不仅仅是持戈以待吧！
                                                                 2002.2.18
首发《艺苑》继发《新韵》。

重阳新韵

    散文诗•苹果梨


重阳jm

    记得有一篇介绍科学家米丘林的文章，说他将苹果和梨嫁接起来，产一种既象苹果又象梨的果子，取名叫苹果梨，也叫梨苹果。
    由此而想到了所谓的中国现代诗，很有点像苹果梨的来历：把散文和诗歌“嫁接”了起来。现代新诗大家们很是强调它有生存理由，已被社会接受，而且还活得很潇洒，很发达，很繁荣，并声称已成为中国诗的主流，还要走向世界，要与国际接轨。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不妨先说说苹果梨。据说，苹果梨或梨苹果的叫法是有区别的，而且，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其实，以梨树为砧木，以苹果枝为接穗，嫁接后的枝叶是苹果的，所产的果子称梨苹果，果形偏似于苹果，果味亦偏重于苹果；而以苹果树为砧木，以梨枝为接穗，嫁接后的枝叶是梨的，所产的果子称苹果梨，果形偏似于梨，果味亦偏重于梨。看来自然界的事物，绝对的纯或平衡是不存在的。因此说，变异还不等于变性，量变引起质变，质变才是性变，一旦变了性，也就成了性质不同的独立存在的另外的东西了。比如现时的某些人，受崇洋思潮的影响，染黄发，隆高鼻梁，说外语，学外腔，甚至学外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但是不管他（她）头发再黄，鼻梁再高，学得再象外国人，但他（她）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因为他（她）仅仅是形似而不是质变。再如当今的一些变性人，通过科技医疗手段，男人变女人，女人变男人，这是性的变化，一旦性变成功，男人就不再是男人，女人也不再是女人。然而，那些性变失败者或性变不彻底者，只能充当不男不女太监式的角色了。诚然，无论这种性变成功与否，他们毕竟还都是人，而不是人以外的什么。假如是人与其它动物的“嫁接”，还能美其名曰“人”吗？那岂不是荒唐至极，荒谬至极！
    再回过头来说现代诗。诗有诗的特性，文有文的特性。诗与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诚然，诗与文如果发生性变，诗可以变成文，文也可以变成诗。但诗与文“嫁接”起来，如果是成功的，其结果应该产生一种既具有诗的特性又具有文的特性的新的独立的文体。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文，应是与诗与文都属于文体的一种，应该属于另一种新的文体。然而，现代诗大家们却异口同声的称其为“诗”，很显然是“只当诗”了。既然称“诗”，就应该具备“诗性”，准确地说，应该偏重于“诗”的特性。诗的最本质的特性是“有节奏有韵律”，可是它不但不偏重于诗性，反而根本就没有了诗性！根本就没有了节奏和韵律！因此说：它不是诗！几十年来，新诗大家们执意把这种东西称“诗”，并大肆宣扬，称为中国诗的主流，还要走向世界，要与国际接轨。象吹肥皂泡一样地飞飞扬扬，漫天飘舞。是多么荒唐！是多么荒谬！
    乌乎哀哉！何谓诗？！
                  2002.3.2
首发《艺苑》继发《新韵》。

重阳新韵

唯“韵”是 路
        ——也谈“希望在脚下”

重阳JM

    石天河先生《希望在脚下》（见《诗刊》2002年2月号上半月刊第57页）一文，在回顾了中国新诗八十年历程后，提出了一条道路、一道难题和一个希望。即“中国诗歌如何选择一条走向艺术复兴的道路，这不能不是摆在当代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和“希望只能寄托于我们自己脚踏实地的实践”。
    中国新诗八十年的历史，石先生带我们权且回顾过了，中国诗人追求诗歌艺术复兴的愿望也明确了。那么，中国新诗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呢？文中指出：中国当今的诗歌，是“第三代后”的诗歌，是“无主流的多元艺术竞技”的状态。因而，“诗歌便不得不在社会的冷落中挣扎。”
    文中展示出中国诗歌的“状态”如此，“难题”如此，解决“难题”的办法是“实践”。然而，“实践”什么？记得一位伟人曾说过：没有伟大的理论便没有伟大的实践。还说过：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那么，指导中国新诗“实践”的理论是什么？文中指出：“八十多年来，中国几代诗人，都曾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的复兴。也有不少诗人，以求真问道的精神，殚精竭虑地从事于理论的钻研译介，渴望能穷究诗歌艺术的原理。可是，八十多年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希望某一位先知、圣人或伟人，能给我们指引一条永远正确的道路。希望只能寄托于我们自己脚踏实地的实践。”
    从文中可以看出，指导新诗实践的“理论”似乎还没有，而即便有，也是不屑一用的。因为人家不“希望”什么“先知、圣人或伟人”指引“道路”，而是寄希望于“自己脚踏实地的实践”！那么，这种实践会是怎样的呢？事实上，新诗在过去和现在，不是都在实践着吗？他们在实践什么？结果又怎么样呢？回顾新诗八十年，是如此实践的过去……，又是如此结果的现在……。那么，未来呢？正如石先生说的“希望在脚下”。也就是说，新诗之“脚”，大有要从无路中走出一条路来的“希望”。
    然而，新诗的“脚下”到底有没有路呢？答案是明确的，也是坚定的：有路！八十年的历史证明，新诗不是从无路中走出路来的，而是沿着一条既有的路走过来的。这条路就是从欧美延伸过来的“洋”路！而且当今还正在这条路上走着。不是有人声言这就是诗的主流吗？不是还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吗？请看，这“路”是多么宽广，明亮而高远啊！既如此，怎么又是“无主流的状态”呢？怎么又“在社会的冷落中挣扎”呢！回答只有一句：无韵“西诗”之路，是死亡之路。起码在中国是死亡之路！
    新诗伊始，就沿着一条无韵“西诗”之路走到了今天。貌似强大的浩浩荡荡的新诗大军，扯起了惠特曼诗风的大旗，将中华民族传统诗风一扫而尽……。正在自以为得意之时，却被历史无情地抛进了“无韵诗尸”的臭坑！而游魂还在梦幻着“希望在脚下”。
    新诗之“脚”，当年离开了国土，踏上了“洋路”，跌跌撞撞“实践”了八十多年，茫然中闯入了“无韵非诗”的死胡同。现在要呼唤“复兴”了。“复”什么？“兴”什么？ “韵”是中华诗词的“根”， 如果不“复”节奏和韵律，不“复”中国诗性，不“复”民族传统，不“复”本国文明，又怎么能“兴”得起来呢？如此“实践”，还能“实践”出什么东西来呢？又能“兴”起什么玩意儿呢？石先生所说的“脚踏实地”的“地”，是哪块“地”呢，是中国的“本地”呢？还是外国的“洋地”呢？如果新诗的“脚”踏不准正地方，还会有什么“希望”呢！
                               2002.3.9
首发2002年5月《新韵》总22期。

重阳新韵

有韵新诗与无韵非诗的大搏斗

重阳JM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韵新诗与无韵非诗同时产生。正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有韵新诗与无韵非诗，作为矛盾对立的两大派系，两者的相互排斥，相互斗争，自始至今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估计今后还会延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且逾演逾烈，将成为中国诗史上一大景观。
   二十世纪初，“西诗”被引进中国，或受“西诗”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吸取中国诗传统而形成的有韵新诗。（包括各种新民歌及各种戏剧歌曲的唱词）。二是摒弃了中国诗传统的无韵非诗，即无韵自由白话诗。
    最早提倡“白话诗”的胡适解释说：白话诗，就是明白，清白，就象说话，就象戏剧中的“道白”。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大家都知道，戏剧中的“道白”与“唱词”是有区别的。“道白”就是“说话”，是“文”；“唱词”就是“唱歌”，是“诗”。所以，无韵自由白话散文诗原本就是“文”而不是“诗”！受西方诗风，特别是受惠特曼诗风的影响而产生的无韵自由白话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被人们认清了它是“文”而不是“诗”。所以称它为无韵“非诗”。
    在中国新诗产生的早期，郭沫若，瞿秋白，鲁迅等老前辈都非常坚定而明确地指出：新诗应有节奏和韵律；无韵不成诗。但强调“节奏和韵律”决不可与“固守格律”混为一谈。“格律”是中国诗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固守格律”已成为“过去”，已不适应中国的现时代，更不会适应中国的未来！然而，“节奏和韵律”却是永恒的，不管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中国诗歌的命脉！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真正的传统之一，真正的精髓之一！这正是新华新韵所坚定不移要继承的！无韵自由白话诗在摒弃“格律”的同时，也摒弃了“节奏和韵律”，因此成了无韵“非诗”。
    有韵新诗与无韵非诗的斗争，是一场对中国诗传统继承与废弃的斗争，是中国诗传统的生死大搏斗！中国诗传统起源于民歌并传承于民歌。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始终针对民歌，或围绕民歌而展开着。新中国成立后，最激烈的一次大搏斗是二十世纪中期，即五十年代发起并延续到六、七十年代的全国性的“新民歌运动”。就是被无韵非诗大家们讥讽为“诗歌大跃进”的全国全民总动员而形成的最广泛的新民歌运动。不管那个时代的政治风波如何，就诗歌形式而言，无疑是对无韵非诗的一个最强烈的打击。特别是毛泽东曾无情地批评说：“……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那个时期的“新民歌运动”，正是中国人民反无韵非诗运动的一个大高潮，真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致使无韵非诗“斯文扫地而黯然地衰落了”。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文革”以后，无韵非诗又猛然“复苏”了。各种新诗派象乌云腾起，如一阵“鬼旋风”扫遍全国，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掀起了一股所谓“反现实主义大众化”、“反旧传统”的新诗大潮。然而，其间的“天安门诗抄”却又传统再现，有韵新诗与天安门一起光辉灿烂！再一次让无韵非诗黯然失色！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证明，诗的内容是受社会、经济、阶级、政治的影响而不断变化的。但诗的节奏和韵律却是不受任何社会政治“左右”的。这就是中国诗歌自远古至未来永恒的生命线！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种“主义”光怪陆离，各自“食洋不化”而“另起炉灶”，大反中华民族诗传统。自由无度的非诗，伪诗，痞诗，令人费解的蒙胧诗，所谓性开放的下半身，现代，后现代，第三代，第三代后等等莫名“代”的纷纷出笼，一手扯着惠特曼的破旗，一手又挥舞着“结构主义”的破旗，疯狂地高喊着要走向世界，要与国际接轨，把无韵非诗又推向了一个更加疯狂的高潮。然而，这个所谓的高潮只能在其“圈内”疯狂着，广大人民群众是不会理睬的。因此，被美其名曰“知识分子写作”“文人诗”。可见，它已经高高的，远远地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后来，有一部分又演变成了老百姓看不懂的,被老百姓厌恶的痞子诗，流氓诗。正如社会流行语中所说：弄诗不正经，诗人是流氓....
    如其相反的是新韵诗歌的迅速发展，而新韵唱词则是新韵诗歌中最活跃的部分。特别是歌厅和影视业的迅猛发展，现代化电子化的传播手段让戏剧歌曲唱词飞扬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普通话演唱的戏剧歌曲为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所能听，能懂，能唱。新韵发展的情势，是无韵非诗所望尘莫及的。
    无韵非诗的八十年，也是有韵新诗的八十年，同时也是两者斗争的八十年。
    新韵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也必将演绎无韵非诗的消落！  
                                                 2002.3.23
首发2003年5月《艺苑》156期。

重阳新韵

“新诗标准”谈

重阳jm


    新诗风风火火了八十多年，正当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声声之际，突然模糊了“基准”，迷了路。令人梦寐以求的“诗感”不知“缘归何处”了！以致“写作芜杂和整体无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诗人多如牛毛，好诗却越来越少”，“人们不禁惊呼‘新诗衰落了！’”，甚而至于“一时难以辨清：何谓‘好诗’，何谓‘坏诗’？新诗的‘标准’、新诗存在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本文引句，皆见2002年3月《诗刊》下半月刊“新诗标准讨论”文中）。于是乎，《诗刊》在2002年3月下半月刊开展了“新诗标准讨论”。在“编者按”的标头上显赫地大书：“标准：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这在讨论文中有解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也没有一个技艺上的稳定衡估指标”。似乎是说，新诗是没有稳定标准的，却有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不断后移的追求点。请看，新诗的“追求”是多么无限高远啊！当然，文中接着又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现代诗写作可以信笔胡来”。是啊，新诗写作不是“信笔胡来”的，而是“没有具体‘地址’的，没有稳定衡估指标”地辉煌了八十多年！“诗”到今日迷了路，不必惊慌，只要好好“讨论讨论”，用“悟性”悟一悟，以“活力”“重返生命的本真”就是了。于是乎，编者大人冷静地劝诫道：“不必急于‘肯定’或‘否定’什么，也不必为某些诗坛现象而徒增烦恼，我们相信诗歌不会消亡，更不需要谁来拯救。”如此说来，讨论也是白讨论。真是多此一举！
    既然要热闹一番，讨论的开场锣鼓已经敲起来了，那就“‘标准’与‘难度’是应当探讨的，但首先就得要求我们批评家的‘出席’，而且是‘集体性’的真正的出席”吧。似乎新诗的八十多年，之所以会有今天这个模样，是因为没有“批评家的出席”，或是没有“集体性出席”的原故吧？或者说，即便是“出席”过，也是因为没有“标准”而无法批评或是胡乱批评了吧？
    可怜的新诗，在“改良主张为最的胡适的‘八事’‘要旨’”指引下，对“旧传统”的拼杀都八十多年了，怎么至今还没有个“标准”呢？那么，在这八十多年中，是何以称“新诗”的呢？几十年里，新诗大家们曾举办了无数次的新诗大展、大赛；有奖的，大奖的，重奖的；从而还出现了那么多大诗人，大作品，大诗集；有名的，大大有名的；优秀的，宝贵的，珍爱的；国内的，海外的；甚至还有“泰斗”……，都是以什么“标准”评出来的呢？！
    回想中国新诗诞生之初，即“白话诗”的“初衷”，是“明白如话”，这无疑就是新诗最初的最起码的起始“标准”吧！“明白如话”的新诗，“明白”了八十多年，到了今天竟然不“明白”了，这是咋回事儿呢？真是弄不“明白”！而新诗是“自由”的，却自由得“不自由，毋宁死”！八十多年的“自由”，真是“自由”得无法再自由了！不用说传统的节奏和韵律被“自由”没了，就连决定诗之生死的“诗性”也被“自由”得精光！真是“自由”到了没有“标准”的地步了！于是乎，便引发了今天“新诗标准”的“讨论”。
    诗，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对于诗，无论何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名望有多大，凡是没有节奏没有韵律分行写的东西，统统都不是诗！
    诗，吸天地之精华，融人类灵魂于节奏和韵律之中，从远古到未来，是永恒的诗性！无韵不成诗！它不容许任何“自由”的胡来！新诗从自由“白话”到无韵“非诗”，八十多年的实践历程活生生地验证了这一点。“新诗标准”纵然有千条，有万条，如果离开了“诗性”，离开了“节奏和韵律”这一条，一切都是枉然！
                                                 2002.3.30  
首发2002年4月《新韵》总21期。